李相夫在整理资料

　　李相夫平时常穿一身铁路制服，遇到有重要活动时，他会穿一身西装，显得干净利落。在人们的印象中，他举止儒雅，言谈有理有据，但也有见到他正色的时候，那就是有人在拆交大的台。李相夫把华东交通大学的荣辱完全视作是自己的荣辱。

　　身事：

　　李相夫的祖籍在山东濮阳（后划归河南），祖祖辈辈都是赤贫平民。其父李守贵年轻时上过几年私塾，但家贫如洗，迫于生计，不得以离家从军。1937年在松沪会战抗日中负伤，便作为荣誉军人退伍来到湖南益阳落户。李相夫是长子，父亲用“立相国之志，成夫子之才”中的“相夫”二字给他取名，寄厚望于既能当官又有学问。从小就给他灌输，要做读书人，改变祖祖辈辈受苦受穷的命运，光宗耀祖。

　　1958年7月，李相夫从湖南沅陵一中毕业，他遇到了人生中第一个重要关口。父亲微薄的收入已经难以支撑一家九口人的生活用度，他为儿子找了一份工作，指望他赚钱养家。李相夫深知自己肩上的重任，他希望能够释放自己的潜力，继续升造读完大学，在一个比较高的起点上开始自己的人生。他对父亲说：“从眼前困难计，我应当放弃升学的念头，养家糊口为父分忧。但从长远计，多学些本领能分担更多的重担，对振兴家庭则更有利。”他向家里承诺，只要给我一次考大学的机会，若考上了，五年上学费用不要家里负担，我勤工简学解决。若考不上，我无怨无悔地赚钱养家。父亲觉得孩子懂事了，讲得在理，也从儿子的一席话中听出了家庭的希望。李相夫把握住了机会，考上长沙铁道学院铁道建筑系。

　　为了不给家里增添负担，李相夫抓紧开学前的假期外出找活干，只想用最短的时间赚取最多的钱，那就要捡最苦最累的活干。

　　湘西乃血色之地，沅水水流湍急，暗流涌动。当时很少有机帆船，船只闯滩只有靠纤夫拉牵。烈日下，一群纤夫正手抓石头缝隙，匍匐在地，缓慢前移。他们中有一个年轻后生模样的人，粗大的纤索深深地嵌进他的肩胛里，他就是李相夫，为了筹集路费和学费他必须干最重最累的活，因为这样赚的钱能多一些。

　　纤夫们一遍又一遍地唱着沅江号子：“肩扛纤索爬刀山，性命悬在浪尖尖，一旦滩上骤风起，尸入江水魂上天……。”凄苦的号子声在山谷中回荡。而此时，李相夫心里吟的则是：“肩扛纤绳把船拉，脚蹬手拽地上爬；只为求学卖苦力，今朝权且做牛马。”他千辛万苦一个月，背上脱去了一层皮，赚到了40元钱。

纤夫老照片

　　求学：

　　李相夫带着一份沉重走进大学校园，他把家庭的重托变成学习的动力，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像海绵吸水一样，贪婪地汲取知识的营养。他与别的学生有所不同的是，每逢寒暑假便要去打短工挣钱，再加上申请到的助学金，生活上早早地就能够独立了。

　　学校的党组织了解到他的经历，鉴于他学习刻苦又踏实肯干，于是派了两位党员培养他，给他讲解党的基本知识，特别是推荐他学习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是一本影响了李相夫一生的书，他认真地阅读，很快就被书中的观点所折服，而且一旦领会就付诸行动。为了加强自身的修养，他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入睡前都必须把当天发生的事情过目一遍，问一问自己有没有进步，还存在哪些不足，想清楚明天该怎么办，“吾日三省吾身”成了他的每日必修的功课，这是书中一再要求的作为一个具有共产主义信仰的人应该具备的修养。从1958年开始，一直到大学毕业，李相夫从完善自己做起，不断地给自己提出要求，他自觉地反省，逐渐养成了习惯。

　　经过党的培养，加上自身的悟性，李相夫的思想观念开始发生转变，他在后来回顾自己成长历程时这样写道：“我意识到自己原来抱着兴盛家庭、光宗耀祖的目的而学习是多么狭隘和渺小，只有把自己与国家、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解放事业联系起来，为之奋斗不息，这才是有志青年的人生目的所在。可以说直到这个时候，我才开始树立正确的学习动机和人生观，而这一认识上的飞跃，在此后我的成长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长沙铁道学院的前身是1953年组建的中南土木建筑学院，1958年改建成湖南工学院，1959年改名为湖南大学，1960年从湖南大学中成建制将所有铁路专业调出，组建成立长沙铁道学院，隶属铁道部，2000年与湖南医学院，中南工大合并组建成中南大学。五十年代的大学仿照苏联模式办学，本科学制实行五年制，李相夫没有荒度宝贵的时光，他有意识地参加社会工作，先后担任过班长、系团总支副书记，院学生会主席等职，由于表现突出，曾被评为院“三好学生”、“五好标兵”、“红旗手”等，并于1960年8月15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使自己德、智、体得到全面发展，他热衷于体育运动，是赛场上的一员虎将。参加文艺活动他不擅长舞蹈，就跟着大家一起唱歌，他喜欢尝试新生事物，而且总是精力充沛。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因为在校时注重素质培养，使得他在日后的工作中，无论处在什么岗位，都能快速适应，全身心地投入。如果按照那时的标准，他无疑是又红又专的人才。

　　工作：

　　1963年9月李相夫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铁道部第四勘测设计院。先后参加了漳龙线、鹰厦线、株洲枢纽、武汉枢纽、向乐线等项目的勘测、设计等技术工作。1966年至1976年是极左思潮泛滥的曲折发展时期，也就是在1966年4月，设计院从技术人员中挑选政工人员，李相夫被调政治部宣传部任干事，这是他事业的一次重要转型。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场场运动此起彼伏，所见、所闻、所历令他感到苦闷，他唯有坚守党性，说真话，因而被戴上“保皇党”的高帽子受到造反派的批斗，甚至被造反派从结婚的新房中驱赶出来，只好临时借住在别人家。到1970年他的处境才有所好转，当时铁四院与铁四局合并，实行了军管，局军管会组织了“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团”，军代表与他带队，带领讲用团沿枝（城）柳（州）线巡回宣讲，不料又因车祸受伤住院，休养了几个月。事后他说当时的场景确实很惊险，差点就丧了命。虽留下了后遗症，但好在大难不死哦。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动荡生活历练了他，使他知道在逆境中应该怎样求得生存。

　　1979年6月至1983年9月，李相夫先后担任第四勘测设计院总工会宣教部副部长、部长，总工会副主席，这期间他除了抓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建设外，花了很大的精力恢复举办职工教育。他们组织力量自己编写教材，编制教学计划，自己组织安排讲课，分期分批轮训职工。这项工作做得很有影响，四院由此成为文化大革命之后恢复职工教育最早的单位之一，对李相夫来说，他积累了宝贵的办学经验。

　　1983年李相夫的人生轨迹出现了转折。这一年，他作为铁道部培养的后备干部人选，被派往铁道部安定干校，参加全路第一期中青后备干部培训班进修。干校学习设哲学班和政治经济学班，李相夫被安排在政治经济学班，他又有了提高理论水平的机会，内心对知识的渴求再次被激发出来，他全身心投入，在学业结束时，获得了优异成绩，考试答卷被当作全班的范本，被老师在课堂上宣读。

　　半年之后，李相夫作为优秀学员，被抽到铁道部干部部第三梯队考察组助勤，派往西北组负责西北地区铁路单位局级后被干部的考察、推荐工作。

　　“这段时期，我跑了兰州、西安、太原、乌鲁木齐等铁路局，还有第一工程局、第一设计院……去过很多单位，考察了很多年青干部。同时也锻炼，充实了我自己，在工作中提升了自己的能力。”无论是在进修班还是在考察组，李相夫总是以敬业、严谨的态度给人留下良好印象。

　　“在西北各铁路局考察时，需要对考察对象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并科学的排序，还要统筹工作的进程。为此，我发挥学工科的擅长逻辑思维的优势，把编制工程施工进度表的方法用到工作计划的安排当中，一切都安排得一目了然，井井有条，给考察组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西北的考察工作还没做完，铁道部领导就找李相夫去谈话，说部党组已研究决定，调你去华东交通大学任党委书。

　　“当时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用，根本没想过会去高校任职。而铁道部领导说让我去华东交大，可我对华东交大闻所未闻，一概不知，心里挺没底。但是那个年代，都是无条件服从上级安排。当领导问我对此有什么想法时，我只说了一句话：一切服从组织安排！”

　　他于1984年9月17日接受任命，10月10日就到校上任了。

　　华东交大是一所新建大学，尽管此前对这里的艰难程度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但是当他来到学校，眼前的景象还是让他十分惊讶：

　　一是建筑的规模不能满足办学的要求；诺大的校园分布着几处孤零零的房子。

　　二是人员总共不到两百，教师更是奇缺。

　　三是后勤设施不到位，水电供应不正常，道路泥泞不堪。

　　他这时候才真正明白，在他之前铁道部先后物色了4位候选人到华东交大当书记，结果他们来校考察后都借故推托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条件差是一个重要原因。那么，李相夫会重蹈前人的复辙吗？按照他的性格，首先想到的是在铁道部领导面前许下的承诺，既然答应下来，就没有退却的道理。况且，铁道部对他破例，从处级越级提拔到正厅级，这是少有的事，李相夫不能辜负铁道部信任与重用。这时他脑子里不断地重复着一句话：既然这个学校已经办起来了，既然铁道部要你去开创新局面，如果都办好了要你去干嘛？不就是要你去开创局面的吗。这一次，李相夫义无返顾地做出了抉择，由此注定了他未来十六年艰辛曲折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