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杨耀乾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的时候，仅以此文感谢他为交大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
1990年，原国家科委、国家教委为在学科建设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并具有广泛影响的学者颁发了“金马奖”，同时授予“全国高等学校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我校的杨耀乾当之无愧地获得了此项殊荣。2001年，在杨耀乾诞辰90周年之际，学校前所未有地专门为他举行了庆贺活动，从那时到现在，其间人来人去，学校也已经今非昔比，但人们对杨教授的敬重和缅怀却始终没变，因为他多舛的一生与交大人的自强、与学校的荣誉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特别是在他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之时，我们更多的会带着感激和骄傲，对过去进行一次历史的审视。
厚重的历史积淀
杨耀乾，1911年生于江苏松江（现属上海），少小好学，21岁考入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唐山交大），就读于土木系结构门。
唐山交大前身系北洋大臣王文韶于1896年在山海关创立的北洋铁路学堂，它是中国建立最早的铁路学校，享有“东方康奈尔”之誉。学堂采用欧美大学原版教材，重金聘用英籍教师，以口授、笔记为主要教学形式。杨耀乾在这里受到了最为严格的训练。不但如此，由“开明智之先、起民主之首”的詹天佑、梁如浩等一代先贤在唐山交大开创的“严谨治学、严格要求、严守纪律、严于律己”的传统，也在他的内心深处扎下了根。
杨耀乾能就读于唐山交大并非家境殷实，他靠奖学金完成学业，1935年毕业后来到浙赣铁路线上工作。1937年暴发“七·七事变”，7日11日，日军强占唐山校园。战事漫延至淞沪后，茅以升以“民选院长”主持复校。危难之时，杨耀乾追随母校来到湖南湘潭。
在那段日子里，学校处在“教”无定所的困境之下，师生几遭日机轰炸。杨耀乾与学校共患难，坚持义务给学生上课，后来他兼任院长秘书，成为“当家人”指挥学校搬迁的得力助手（秦杰 华东交通大学副校长）。1938 年底学校向柳州转移，翌年1月28日到达贵州平越（现福泉县），在城中的文庙内复课。
此时的杨耀乾虽然住在四壁透风的房里，煮饭用的是煤油炉，备课是在摇曳的油灯下……但这对于他来说已经算不上艰苦，只要给他一点喘息，他就会全力专注于教学，授课依然一丝不苟，只要有可能，内容也一定要是最新的。30年代力矩分配才刚刚问世，他这时做了大量桁架次应力运算，整本资料由手写而成，竟同印刷品一样工整，目前还作为文物珍藏在西南交通大学（唐昌荣 西南交通大学教授）。
1944 年11月，日寇攻占贵州独山，黔东告急。唐山交大决定就地解散，改到四川壁山县丁家坳复课，直至抗战胜利后才返回唐山原址，结束了长达9年的漂泊旅程。
1948年，唐院为避战乱再次南迁上海。此时，国民党统治中心“反饥饿、反内战”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杨耀乾坚持正义，与学生们站在一起。为使进步学生免遭军警迫害，他一面敷衍应付国民党当局，一面替学生的安全担心，规劝不要“太出格”，表现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虽然当时一些学生并不是很理解，但他对学生的爱护和对教育的忠诚是不容置疑的（秦杰 华东交通大学副校长）。
严谨的治学风范
新中国建立后，根据唐山交大院长唐振绪提出的计划，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中国交通大学，它由五所大学组成，隶属于当时的军委铁道部。唐山交大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从美国、英国、台湾、香港和国内各地，引进许多知名专家学者，形成了“群英集唐山”的空前局面。
杨耀乾亲历了唐大交大这段最为辉煌的时光，他参与了学校的恢复重建，也见证了新校成为“以铁路为重点的，既是教育中心，又是科研中心的综合性、现代化的理工科大学”的跨越，“是唐院走向理工相结合的奠基人之一”（唐昌荣 西南交通大学教授）。
早在1946年杨耀乾便升任为教授，他一直以来专功结构，精于结构力学，此时已是校内知名的“老”教授之一，也因为他年富力强，“听说是凭学问而不是凭留学的学历和学位晋升为正教授的，所以深得学生们的景仰。”（金学易 华东交通大学教授）尤其是他在教学中表现出来的认真负责在学生中间颇有口碑。按理说，结构力学这门课程讲授了几十年，教材也是自己编写的，备课应该可以轻松一些，可是杨教授却不然，他每次讲课前都要重写讲稿。他说：“这样可以更新授课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所以，他的讲稿每次都是新的，决不会重复使用。而且，讲稿带到课堂上也从来不照搬照抄，讲解循循善诱，板书井井有条，这让不少同事感叹不已（唐昌荣 西南交通大学教授）。
六十年代初期，由于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国家经济陷入困境。当时，学校师生为了保持体力以维持最基本的教学活动，把可以省略的活动都简化掉了，教师回到家里要做的事首先便是寻找充饥物。都到了食不果腹的节骨眼上，可杨耀乾教授对教学的认真依然故我，他最关心的是《板与壳》课程初次开设，找不到合适的教材，他把精力都消耗在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上，课堂教学因此而丰富详实，学生听课则全要靠笔记。有学生写文章说，直到他们工作以后，这些笔记都成为他们的常备材料（唐家详 薛正廷 魏先祥 原兰州铁道学院）。
杨耀乾不满足于完成一般的教学任务，只要教学效果好，他从不在乎自己会有多累。他开设的《板与壳》课程采用了口试的办法，全班20多个学生都要经过他过筛式的考问。这与笔试相比，不仅增加了许多工作时间，还需要准备更多的题目。他考虑的是采用口试能使学生复习得更全面，而自己对每一位学生的学习情况也可以了解得更清楚（唐家详、薛正延、魏先祥 原兰州铁道学院）。他对学生的一贯要求：一是本门业务要搞好，要做出成效；二是数学基础要扎实，做到运用自如；三是外语要过关，要使自己的业务走到学科的前沿（秦杰 华东交通大学副校长）。
好老师对学生的影响是终生的。杨耀乾曾给57班讲授《板壳理论》，当时班里一名叫孙章的学生因病休学，待他康复返校想把课补上时，课程却已经结束了，正在为难时，杨教授主动提出为他单独开课。为了缓解学生惴惴不安的心情，杨教授还特意把他请到家中，端上一盘削去了皮的苹果，像对待朋友一样待他。这难忘的一幕深藏在孙章的心里，伴随着他走上从教生涯，后来他成为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副院长。
在杨耀乾教授的学生当中，有很多是将要从事教学工作的，他告诫这些即将走上讲台的人们：“一个称职的大学教师，在每一时刻的剖面上都应该‘切到’三门课程：一门是给大学生开的；一门是给研究生或进修教师开的；一门是给自己开的，要不断学习最前沿的知识。”他这样要求别人，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他讲授过的课程有二十多门，先后为本科生、研究生开出了“木材结构”、“桥梁设计”、“结构力学”、“弹性力学”、“张量分析”、“机械制图”、“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模糊数学”、“自然辩证法”、“科学学”等课程。1964年和1965年他培养了3名工程力学专业副博士研究生，在教学过程中，为让学生掌握更多的更深的专业知识，他着手撰写平板理论和薄壳理论等专著，出版后被全国许多理工科院校采用，作为硕士博士研究生的教科书。尽管他没有出国深造，也没有在课堂上学习过板壳理论和弹性力学等课程，但他通过长期刻苦自修，掌握了这方面的理论，并且成为了权威。
1952年，国家在对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时，把唐山交大的冶金、采矿两个系划出成立新校，把建筑、化工两个系并入天津大学。同时调出两个专业和一部分知名教师，支援了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上海交大、北京地质学院和国防部门的建设，还为北京、兰州、长沙三个铁道学院输送了大量师资。从此，唐山交大更名为唐山铁道学院，成为一所铁路专门学校。
唐院的精华被分出去了一半，虽然有伤元气，但学校发展的潜力依然巨大，满足铁路建设的需要，培养人才的重任，就自然而然地落在这些留下来的人们肩上。
五十年代初期，国内高校大都采用苏联教材，由于国情不同，这些教材与中国学生之间存在一定距离，尤其是译文的文理不易被中国学生接受，于是杨耀乾教授开始着手自编教材。他大量查阅国内外资料，结合教学实践，于1952年与顾宜孙合著了50万字的《木材结构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58年又完成了67万字的《结构力学》，该书曾由高教出版社于1959年送德国莱比锡万国博览会展出。这两部教材因具有“深入浅出，材料丰富，通俗易懂，便于自学的优点”（唐昌荣 西南交通大学教授）而被确定为工科院校土建类专业通用教材，以后又多次修订再版。这期间他还发表了《无缝钢轨的侧向稳定问题》、《正六角形板的小挠度弯曲问题》等多篇学术论文，推动了学术活动的开展。
由于铁路建设亟需专业人才，1959年唐院决定成立数理力学系，下设数学、力学、物理、化学等4个专业。杨耀乾此时任桥隧系代理系主任，他一直都在关注国际上工程力学的进展，他意识到工程力学已经成为新兴学科，在国家的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而前景广阔。于是，他主动承担起了创建力学专业的重担（金学易 华东交通大学教授）。
由于创建新专业要从57年级中抽调学生学习，头绪复杂，加之时间紧，筹备工作异常紧张。他作为数理力学系的工程力学教研室主任，从专业方向、教学计划的拟定，到课程设置、师资的安排，都要亲自处理，他还承担了板壳理论等几门课程的教学工作，尽管工作千头万绪，但事事有条不紊。人们很快看到，在他的组织下，力学专业的教学质量一开始就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杨耀乾给唐院创办了我国工科院校中第一批设置的力学专业，有人这样说：“力学专业给古老的唐院带来了春色。” 他无疑是第一功臣（岩景 原长沙铁道学院党委书记、王同五 原兰州铁道学院教授）。
然而不久，全国刮起了专业下马风，在这种形势影响到学校，引来了一些怀疑的论调，认为“办了力学专业，削弱了普通班的力学教学质量”，要求力学专业下马。这时又是杨教授挺身而出加以驳斥，他力排众议的激越之情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秦杰 华东交通大学副校长）。
在唐院期间，杨耀乾教授还担任过系主任、教务长、院长助理等职。他之所以得到广泛的认可，在于他对工作兢兢业业，对教学一丝不苟，还在于他具有实干的精神。唐山钢铁厂的扩建他提供了技术支持，我国第一台射电望远镜的研制，是他主持的结构设计（唐昌荣 西南交通大学教授）他带领学生参加了北京地铁一号线的建设，解决了在工程中遇到的难题，他还帮助手表厂设计表壳，为工厂节省了材料，降低了成本……。由于他在固体力学领域取得的成就，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在理论界享有很高的声誉。1959年，全国工科结构力学和弹性力学教材编审委员会成立，理论界推选他担任该委员会的委员。
执着的理想信念
文革初期，杨耀乾被打成“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不但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就连正常的生活都难以保证。他的家被抄，不得不住进由马厩改成的斗室中。工资也停发了，储蓄被冻结，一家人只有靠每月30元的生活费维持生计。为了能够给 “上山下乡”的儿子买一件御寒的绒衣，他甚至忍痛卖掉了珍藏多年的一些书籍。在那段日子里，他要面对的是写不完的交待材料和数不清的批斗会，还要接受“强迫劳动”，尽管受到了难以名状的肉体和精神的折磨，但他对教育事业的忠诚却始终如一（杨耀乾女儿杨珊）。1972年，为支援国家三线建设，同时也是备战的需要，中央决定唐山交大迁往四川，改名为西南交通大学。杨耀乾主动要求参加新校建设，是第一批前往娥眉山下创业的老教授之一。
以后，他又回到唐山接受“改造”，这使他有机会转而整理讲稿，得以潜心著书。在这个过程中，他还遭受到了一次失去亲人的打击。1976年是多事之秋，唐山发生的那场令世人震惊的大地震把他和家人压在瓦砾之下，虽然他得以生还，但他的小儿子却失去了年轻的生命，巨大的悲痛没能使他消沉下去，反倒令他更加珍惜光阴。当人们从倒塌的房屋中挖出幸存的书稿和资料时，他显得异常激动（唐山力学专业学生陈虬、郑世盈、徐子贵、王圆圆、许留旺），这里面有他一生的追求，有对一个国家教育事业的记忆和展望，有对失去的十余年宝贵时光的不甘，也有对亲人爱念的深深寄托。
杨教授此时已经是快70岁的人了，人们看到他头发斑白，正经受着十年动乱对这位学术权威的冲击，看到他从残垣断壁中站立起来，承受着命运的重压。为了抚慰老人的心，原唐山铁道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的顾稀同志执意要他到上海铁道学院讲学和休养，在顾稀同志的精心安排下，1978年杨教授来到上海铁道学院，他生活才安顿下来便马上要求工作，不久就给进修教师开出了弹性力学课程，在讲学的同时，他继续撰写《平板理论》与《薄壳理论》两本著作，与他同住在一个楼里的教师很快就注意到杨教授居室的灯光深夜不灭（上海铁道学院教师 孙章）。就这样，一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著作也终于脱稿，当上海铁道学院想留住他，给他分配住房，承诺解决子女工作时，他认为自己“助勤”的时间已到，谢绝了好意之后，就又回到唐山住进抗震房，在没有桌子的情形下，凭借着一只衣箱完成了书稿最后的校对工作。
《平板理论》与《薄壳理论》这两本著作凝聚了杨教授多年来教学和科研的结晶，倾注了他巨大的心血，书中研究的“复杂形状的薄板变曲问题”和“板壳的大开孔问题”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两本集教学和科研之大成的书本来应该早一些问世的，却因为“四人帮”对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干扰而推迟到80年和81才由中国铁道出版社出版发行，后又经过多次修改，成为工程力学界颇有影响的教材，好评不断，为他赢得了声誉（唐山力学专业学生陈虬、郑世盈、徐子贵、王圆圆、许留旺）。
深沉的交大情缘
1981年，杨耀乾的女儿调入华东交通大学工作，次年他也受邀来到学校，成为华东交通大学的一员。他知道自己年逾古稀，常说：“我在这里总要出点力吧。”就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开始了他人生中的又一次起跑。
华东交通大学正值初创时期，从教学到管理缺少的是经验和积累，校园的景象还是一幅“工地”的面貌。杨耀乾很清楚自己能为学校做些什么，凭他长年在学校参与管理的经验，他也知道应该怎么做。学校1979年录取第一批工民建本科专业学生时还不是学士学位授单位，为此，学校多方努力，但几年下来都没有结果，眼看着学生将要毕业，情急之下校长打电话给出差在京办事的杨教授，委托他与有关部门接洽，由于他在业内有广泛的基础，使得审批工作顺利了许多，最后，在1983年6月，“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定批准，同意华东交通大学为学士学位授单位”。
利用影响力只是他办事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他有自己对办学的理解，敏锐的目光能够捕捉到事物的关键所在，他强烈地意识到学校上硕士点的必要性，不如此则教学质量得不到保证，也必将造成师资的流失，后患无穷。可惜，他的这种声音“曲高和寡”，更为不幸的是后来的事实果然被他言中了，师资队伍建设成为长期困扰学校发展的瓶颈。
1983年，在杨耀乾极力主张下，学校曾有意招收固体力学研究生，奔忙之后却没有获得成功，原因在于那时政府办学计划的色彩尚浓，只有政府需要的方才是重要的，而学校的思维方式也不可能超脱于物外，是时代让当时的人们安于教学一隅。其实，人为的因素只是一个方面，学校学科间相互制约的因素也是造成“申硕”流产的另一个方面。虽然结构力学专业势强，但基础学科的数学一时达不到水准，所以强势被打了折扣，这一点杨耀乾教也清楚。几乎与此同时还发生了另一桩事很值得人们深思。当原江西工学院获知杨教授来南昌后，便立即差人联络，恳请他出山，主持筹建江西省力学学会，1984年理论界推举他担任学会理事长，同时江西工学院聘他为该校兼职教授，从而一举申得了硕士学位授予权。
尽管遇到了一些挫折，杨耀乾教授为提高学校师资水平的努力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学校自己申硕不成，与江西工学院联合申请又没有成功，于是他开始为中、青年教师举办培训班，讲授“复变函数论”与“微分几何”，为期一年，以提高他们的数学和力学的水平。也是为了提高教师的科研能力，1985年2月又亲自挂帅，成立了华东交通大学第一个研究室――工程力学研究室，为此，他不断地收集资料，对研究室的同志要求也更为严格了，他告诉大家：“华东交大的成败在于研究生，通过这项工作可以培养人才，可以安定人心。”他总是与这些教师谈工作中的矛盾和化解的办法，讲成功与失败、动力与阻力，甚至跟研究室的同事生气，这说明他此时的心里有多么的着急，而大家也能够体会得到他的良苦用心，都说：“杨教授每天干什么总是这么忙，太用心了。”（华东交通大学 李嘉珩）此外，他还促成系里建立了试讲制度，每一个上讲台的教师都要经过“百般的挑剔”。
有一次，大家听过一位教师的试讲后，系主任站出来主持评议，他脱口而出：“请大家随便提意见。”不料，这话立即被在场的杨教授打断了，他说：“评议怎么能‘随便’呢？应该认真才是。”人们还记得，他曾经对一位试讲老师一口气提出三十多条意见，其中就包括在讲台上卷袖子的动作，第二次试讲后他又提出了二十几条，直到没有意见才算过关。人们总可以从杨教授那里获益，后来成为全国优秀教师的杨福运教授，当初也是这样经过他的锤炼，而现在的校党委书记张安哥教授当初也得到过他的“真传”。每每提起那段日子，人们多有怀念，怀念在杨耀乾教授的带动下，建工系工程力学的整体实力迅速跃升，更重要的是形成了良性的风气，教师不仅在课堂上做到严格要求，课后还自觉下到班级里辅导学生，尽管那时教师的津贴每月才区区20元。
懂得发挥老一辈教师的灵魂作用，一个人的优良品格就可以成为群体的品格，抽象的准则才能转化成共同的有形的价值标准。前辈们是如何在土木系树立起严谨务实的教风？以及后来人将如何传承优良传统？这是杨耀乾教授给现代人留下的命题，值得人们去认真思考。
在人们评价杨耀乾的语言中，用得最多的词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敢于直言、严于律己。从他对待亲友的态度上也可见一斑。
平时他很低调，在女儿来学校工作时，他写信嘱咐道：“调动工作要根据学校需要，通过正当手续商调，绝不能以我的名义提什么要求。如果调成了，到了那里要勤勤恳恳地工作，要注意影响。”来华东交大工作后，他几次与女儿严肃谈话，特别是对待女儿入党的问题，他以一个老党员的身份，要女儿端正认识，明确目的。他的女儿杨珊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说过的话：“生活要有一个目标，有目标才能有所追求。这个目标你要认真考虑，不能草率从事。如果你真正确定了共产主义奋斗目标，才能提出入党申请。要知道，共产主义事业并不是在口头上说说而已，是要为之奋头终生的！”杨教授在1956年入党，还是当年唐院教授中发展的第一批中共党员。
杨耀乾在家里大部分时间都在书房里，他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求教的信件和审阅的论文需要回复和处理，屋里总是静悄悄的。在女儿杨珊的记忆里，父亲从来没有休假出去游山玩水，所以觉得他很严厉，这种严厉其实也正说明了女儿在父亲心中的地位。有这样一件事让杨珊心怀感激。一次她正准备上课，突然父亲出现在教室，并随着上课铃声和学生一起坐了下来。开始时因为毫无思想准备，杨珊心里有些发慌，但后来看到父亲拿出纸和笔专心地听课，情绪这才平静下来。事后，杨耀乾教授拿出记录一一给女儿指出讲课中存在的不足……。
杨耀乾对别人严格，对自己更是苛刻。旁人很少知道，自1956年以后他的工资一直没有提过，不是没有机会，而是他认为自己是党员，应该多为别人着想。1979年工资普调时，他曾写信给西南交大领导，信中写道：“我不在学校里，没有做什么贡献，怎么可以提工资呢？”就这样，他以自己的理由放弃了机会。1981年他拿到了出书的稿费，第一件事便是前去纳税，当时的县税务局还未征收过“稿费税”，他却执意让人查找有关规定，直到把税交上为止。
学校地处郊区交通不便，而他年事已高出行特别受影响，尽管如此，他却从不因为私事而让学校派车。遇上买家具这样的事，他还要家里人找顺路车搭乘。有一段时间他为江西省力学学会举办应用数学与力学培训班，系里考虑到他的住处距离教学区比较远，打算每次讲课时用车接送，结果也被他谢绝了。还有一次他的爱人身体不适需要去医院，不得已才要学校的吉普车跑一趟，但坚持交了汽油费。
杨耀乾是终身教授，但他后来还是主动提出了退休，因为他考虑到教授的职位有限，自己如果不退休，别人就难以得到晋升的机会。虽然名义上退休了，但他还跟过去一样为学校做着力所能及的工作，直到200？年？月？日。
杨耀乾把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崇高的教育事业，献给了为之倾注毕生精力的科学，献给了他深爱的学生和亲友，献给了足以自豪的交通大学。他认认真真地做事，实实在在地做人，这是他留给我们的一份不可多得的“不动产”，我们对他的记忆有多么的持久，我们的受益就有多么的长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