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

　　杨福运是上海人，个头要比人们印象中的南方人高，他是属于那种穿什么衣服就像什么人的人。他面貌很友善，表情很丰富，学者模样、公仆模样、艺术家模样都带有一些，也都不突出。

　　了解杨福运的人都知道，他是１９６７年从同济大学毕业，分配到大庆石油化工建设公司，后随施工队转战到湖南建设长岭炼油厂。一个城里的学生突然变成了头戴翻毛皮帽，身穿老棉袄的泥瓦工，过起走南闯北的生活。而他的妻子，一个福建姑娘却被分到南昌铁路局。一个在天之南，一个在地之北。当年这对年轻人风华正茂，他是班上的班长，她是班里的书记，俩人走到了一起，仅这一点，杨福运的活泼就够人们想象的。

　　早年的泥工生活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之一，工人们穿棉袄习惯里边不着其它衣裤，他也跟着做，腰里还多了一条草绳，现在想起来，他觉得特别舒服。那时一个月４８元工资都花不完，生活虽然辛苦，但自得其乐，这样也能减轻一些深藏在心底的困扰。

　　１９７１年，为了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他们俩人开始了不懈的奋斗。先是把妻子往北方调动，政审时因为妻子的叔叔在台湾而没有通过。后又把自己往南方调动，南昌铁路局也有意接收他，可是政审时又遇到了类似的麻烦。就因为他的舅舅在联合国这个“最大的特务机关”当翻译，１９６２年曾经回到上海，是他的父亲领着他游玩西郊公园，还拍了不少照片，所以文革的时候父亲被怀疑勾结敌特分子，杨福运受到了牵连，可当时他还不知道是这个原因。到１９７３年中美关系正常化时，舅舅来华从事采访报道，而且了解到他还没有加入美国国籍，是爱国人士，这样一来，杨福运的调动就又有了希望，可是不知为什么，在他办理手续时一直不顺利，他来到南昌妻子居住的宿舍，楼下正是华东交通大学筹建处，有人让他试试运气，没想到这一试竟然如愿了，华东交通大学那时正缺土建人员，就这样他于１９７４年８月调入学校，开始了全新的教学生涯。

　　杨福运到交大正是学校选址完成时，他被指派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迁坟，在报纸上刊登公告，没有人前来认领的墓地就花５元钱请人移走，而第二件事是派他采购建房所需的木料。几个同他一起到校的年轻人都在怀疑，眼前除了树木荒草就是水沟坡地，所做的事似乎与教学无关，学生在哪里？学校究竟在哪里？大家都显出不解的样子。有一天，领导用车把他们拉到南昌看电影，片名是《决裂》，里面有这样一段情节：孙子清在很少有马的南方山区，在春耕大忙季节，当社员拉着病牛来向他求治的时候，还那样心安理得，没完没了地在课堂讲他的“马尾巴的功能”……。影片以此对“关门办学”大加讽刺。而徐牛崽贴出了《少讲马，多讲猪和牛》的大字报；肖萍老师和同学们赤脚下田，水稻课在田里上……。这被认为是办学的正道。在那个时代这就是主旋律，大家于是乎明白了领导的良苦用心。

　　第二年，也就是１９７５年，华东交通大学招收了第一批工农兵学员，杨福运在基建组上班的同时，开始给学员们上课。那时，工农兵学员的学习、住宿都在沙山（位于现在学校南区大门西侧）的三排平房内，教室里处处显示着 “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学员坐在靠背椅上，而教师只能坐长板凳，因为学生是来“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所以必须如此。

　　由于学员是推荐上学，他们的职业和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其中有木工、泥瓦工，有初小水平，也有高中毕业生，当然不可能是应届毕业的学生，所以教学一般也是“就低不就高”。杨福运讲授的课程是《房屋建筑知识》，采用同济大学“五七公社”编印的教材，这是一套在中国教育史上颇有知名度的教材。

　　当时，同济大学铁道工程专业并入华东交通大学的工作正在进行当中，“五七公社”的教学方式也一并移植过来，学校给工农兵学员的课程安排中每周至少要劳动一天，而结合的所谓“典型工程”无非是参与修建校舍。在那段时间里，杨福运兴致勃勃地带领学员们建造了由他设计的厨房，还一齐动手搭建了竹结构饭厅，边干、边教、边学，说起来这跟现在的案例教学差不多，学生在实践方面表现出来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而在理论方面他们基础虽差，但要把这些已经参加了工作，思想也相对成熟的学员教好，仅凭自己掌握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杨福运在这一点上得到过一次不小的教训。

　　他忘不了给学员上辅导课时的那一幕。本来以为凭自己的知识辅导初小水平的数学不在话下，岂料，在课堂上一个姓沈的、来自上海的学员却冒出了一个古怪的问题：“为什么加减法小数点要对齐，而乘法就不要对齐呢？”年轻的杨福运立即被窘在讲台上，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干脆拔腿逃出教室，幸好遇到一位经过此地的数学老师，把他拉来才算解了围。从此，杨福运每次走进教室前都要做充分准备，这成了他后来几十年不变的习惯。

由于学校的办学条件实在有限，工农兵学员在南昌只学习了一年就集体转移到上海铁道学院去了，其实早在１９７１年上海铁道学院就已经更名为华东交通大学，那里准确地说是学校尚未南迁的部分。

　　１９７６年文革结束，教育的形势发生了逆转，人们要重新审视以往的所作所为，包括华东交通大学今后的办学走向也在重新思考之列。曾经有一段时间，要把华东交通大学改造成一所铁道师范学院的意见占了上风，杨福运于是被派往铁道部修改学校的建设规划，为时两个月，等他再次回到学校，这里的一切让他大为惊讶，他哪里知道，当他一个人忙着规划时，学校里正忙着分家，上海铁道学院不再南迁，华东交通大学就地办学，很多人趁这个机会调到大上海去了，而他这个上海人却一无所知。学校的领导找到他，询问有什么要求，他觉得自己在苦苦寻求调动时，是华东交通大学接收了自己，现在学校教师大部离去，正是处于缺人的艰难时期，懂得感恩的人是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扬长而去的！他没有犹豫，表示自己愿意留下来与大家一起共度难关。他是后来２３个毅然坚守下来的教师之一。

为师

　　华东交通大学与上海铁道学院分离后，机构很快地得到完善并正常运转起来，１９７９年学校成立建工系，当年就招收了本科生，开始因为教师不足，哪门课程缺人，杨福运就上哪门课，这样过了近两年时间，他终于可以离开基建组，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中，他担任的教学任务也固定在《结构力学》这一门课程上。

　　谁都不是天生的老师，有一定的学识只具备当老师的基础，此外要有热情，还要懂方法，缺一不可。为了把书教好，杨福运下了不少功夫。当时，系里的杨耀乾教授是国内结构力学学科的权威，凡系里教师上讲台都要先经过他这一关，杨福运因此没少挨杨耀乾教授的“骂”。为了能够找到自己的不足，他在写完讲稿后先要对着录音机讲一遍，然后边做家务边听自己的录音，甚至晚上塞着耳机入睡。他说：“这样做至少有如下几个好处：首先能熟悉讲稿，牢记思路，心中有一列提纲，做到胸有成竹；其次掌握时间分配，避免第二天上课发生前紧后松以致拖堂或早散现象；另外，对一些语句进行必要的修改，对一些长句可化为短句来处理，使说话更有力，对一些不顺口的句子、咬不准的字音改用其它词来表达，使语言精炼生动，避免罗嗦和慌张；同时也可以注意到自己的声调，加以改进，使讲话显得更自然更流利一点。”他渐渐地成熟起来，进而把个性中的真率融入到教学中，体现在课堂上。

　　１９８６年，学校制定“七五”发展规划，工作“从边建校、边办学转到以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上”，学校抓落实，举办了第一届讲课比赛，杨福运参加了角逐，几番比拼，终于脱颖而出，夺得第一，当时荣获第二名的老师是萧文林，第三名是蔡彪。因为这次出色的表现，杨福运获得了当年度华东交通大学优秀教师称号。紧接着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更加证明了他在课堂上的实力，并为他赢得了声誉。那是１９８７年，南昌市市政局邀请他去给电大班讲课，结果他所教的５０名学生参加全国统一命题的《结构力学》考试有４９人通过，而当年全省通过率仅为２５％，其中有不少电大的通过率都为零。１９８９年，国家教委、国家人事部和全国教育工会评选优秀教师，９月，杨福运获得“全国优秀教师”称号及奖章。

　　长期的教学实践，加上他勤于思考，不断总结教学经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认为：课堂教学“不是让学生们单纯地‘听懂’，而是让他们‘想通’，不仅是让学生们‘学会’，而且引导他们去‘会学’。让能力培养潜移默化地融化到知识传授中去。”为此，课堂教学必须从钻研教材、合理取舍入手，理论推导要合乎逻辑，具体应用重在联系实际，还要善于表达，讲究技巧，通过语言、板书和情感来完成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两大功能。他对教学的理解在理念的层面上似乎并没有神秘之处，只有亲身体验过他的教学，才知道他在处理每一个教学环节的老到之处，他最大的与众不同是对课堂气氛和节奏的掌控，很大程度是由于性格使然，这对他来说也许不难。讲课从来就不仅仅是技术，它还是一门艺术，技术可以学、可以传递，可惜艺术却不容易习得。

　　有人问他，怎样才是合格的老师？怎么样才是优秀老师？他用最通俗的话回答：“老师讲课学生愿意听，就是一个好老师。老师讲课学生感兴趣就是优秀老师。”

淡泊

　　从１９９１年到１９９７年，由于工作的需要，杨福运担任了教务处处长一职。这个时期正值“教学管理基础工作已逐渐过度到制度化、规范化和现代化的轨道”向着质量管理深入的阶段，表现在一系列强化教学质量的文件，即《华东交通大学课程建设与评估的实施细则》和《课堂教学质量评估工作暂行办法》的出台。当时学校的构想应该是先“完善既有的学年学分制，以及课时费制度”，为下一步推行“教学状态检查与课时费挂钩”和进行“教学质量评估”改革做好辅垫。

　　１９９１年，学校对课时费制进行了外科手术式地修订，旨在突出教学质量在其中的权重，取得成果后，教改于１９９２年与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同时发力，一系列措施分为“硬管理”和“软管理”，紧紧围绕提高教学质量双管齐下，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１９９４年学校实行滚动淘汰制、建立考试中心，这一阶段的工作为后来教学质量管理从制度的层面上打下了基础。

　　当时的教改有一股来自学校决策层的巨大推动力，同时，国内形势发展也必然深刻地影响到教改的走势。１９９１年反“和平演变”的声势，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１９９３年强调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校办产业空前活跃。１９９４年提出“政企分开”，种种迹象都指向一个主题，那就是高校将如何面向市场，面向二十一世纪。几股动力汇聚到一起。于是，１９９５年的教改提出“修订教学计划，改造、充实现有专业的教学内容，增加选修课，按大类招生试点，实行主辅修制和教师挂牌上课，完善学年学分制，向学分制过度”的新思路，所采取的措施就是要达到“使我们的学生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目的。到１９９６年教改已见成效：拓宽了专业面，实行按大类培养，强化了基础课，精简了专业课，压缩了课时，加大了计划的弹性，加强了选修课，在专科计划中增设了专业任选课。在这个基础上修订完成了适用学分制的教学计划，共设本科七个大类十八个专业方向，专科二十三个专业，９６年招生的本科七个大类和专科八个专业均执行学分制教学计划。

　　也是在同一年，高等教育宏观管理出现了新的方式，学校将要接受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面对评价指标体系，人们这时发现学校教学管理基本工作还有许多方面不够规范，工作还存在缺失，必须回过头来“自评自建”，这时的教改绕了一个大圈又回到了原点，当然，这是一个螺旋上升的曲线。在这个过程中，学校有明确的思路和有力的决策，杨福运发挥的主要是一个参与者和执行者的作用，这段经历在他认为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他做过的具体工作：完成教学大纲修订汇编工作，调整了教师课时费测算办法，出台新的学籍管理办法，推行学分制，准备迎接教育部本科教学合格评估等等，事实上，这些工作对学校教学管理的影响都是长远的。他也同样看重一些措施从“切入”到“淡出”的教训，看重人们对一些出台的办法提出的质疑和意见，这是一种对工作负责、对自身淡泊的胸襟。

　　１９９7年，杨福运担任土木工程系系主任，１９９９年土木工程系改为土木建筑学院，杨福运任院长，到他２００２年离开这个位置的5年时间里，情况与先前有所不同。开始是学校花大力气推动内部体制改革进程，对校园环境进行大规模的整治，“评建工作”也渐入高潮……这时作为学院领导，他已不仅仅是充当执行者的角色，而更多的是要适应大局，创新工作，拓展学院的局面。学院针对评建过程中暴露出的教学管理存在的薄弱环节，酝酿了“试点班”计划，２０００年制定出学院的新教学划构想。当评建工作告一段落，学校投入向重点学科转移，人才的引进成为焦点，土建学院把周丰俊院士请到学校工作，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有所突破。后来学校以“申博”为中心进行学科建设，土建学院又首当其冲，以学院特色学科为基础，整合全校的资源，显示了“大学院”的地位。

　　总之，那是一个思变和探索的年月。内部体制改革贯穿始终，干部聘用制度、人事分配制度彻底打破了多年来形成的惰性；新世纪迎接的是转制带来的挑战，扩招给突围提供了机遇；教育产业化、大众化，高校都在拓宽办学渠道，不顾一切地扩张，而华东交大却冷静地走着自己发展的路子……在这样一个火热环境下，参与其中的人能够保持清醒，也是需要一份淡泊的心志。１９９３、１９９８和２００３年，杨福运还分别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第七、八、九届委员会常务委员，虽然身份在变，但他还是一样的谦和，也一样的普通，这是他任何时候都不会改变的根本。

　　杨福运小学时的成绩单还被他一张不落地保留着，上边清清楚楚地记录了他语文成绩为5分、4分。有意思的是老师给他做的鉴定，其中就有“常喜乐”和“书籍用品欠整理”。这些特点在今天看来长处得到了发扬，而短处则彻底被改掉了。人生也许就是这样，只要努力克服自己的不足，发挥出自己的长处就是一个成功的人，对社会有益的人。他的经历可以告诉我们，当一名好教师在华东交通大学可以达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