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由于鸦片战争和英美联军的刺激，迫使清王朝从1860年开始推行了洋务运动，使“西学东渐”在中华大地蓬勃开展。从最初的军舰器物到制度引进再到文化推行，西学就这样一步步被传入中国，并影响着中国的近现代史。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中西方文化的交融已然成为人们的共识，但是如何在中西方文化的汇合中寻求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支柱则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探询和思考。
    6月21日晚，本学期最后一期“孔目湖讲坛”在图书馆202开讲。做客本期讲坛的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友渔。徐教授站在哲学的高度，用理性的思维纵观古今、对比中外，给我校师生带来了一场题为：“中西文化思潮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的精彩讲座。

   “西学之父”对于“西学”的两次误解
    讲座伊始，徐教授从严复的《天演论》出发，讲述了中西文化的差异性。在《天演论》中，严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提倡鼓民力、开民智、兴民德、自强自立、号召救亡图存。但是徐教授认为这与《天演论》的原著是不相符的。
    西方社会主张的是“二元论”，认为自然界虽是物竞天择，但人类社会遵循的应当是道德与伦理的标准。徐教授认为造成这一误解的原因一来可能是严复救国救民心切，二来可能是由于受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
    另外在严复所著的《原强》一书中，徐教授认为他也同样犯了一个错误。在该书中严复认为，在一个理想的社会里，只有人们有了充分的自由，能够充分施展自己的个性，国家才可能强大。但是徐教授认为，西学所阐述的个人自由、权利、人性不是手段而是目的。
    “全盘西化”与“东方文化优越论”
    陈序经可以说是主张“全盘西化”的最典型的代表。他认为西方文化确实比中国的文化更加优秀、进步得多，他们的思想更加高明；西方文化代表了历史的发展趋势。在他看来“全盘西化”并不会导致亡国亡种，因为文化是人类创造的，文化是全人类共有的。他还以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为例证明了自己的观点。徐教授并不认同陈序经的这一观点，但是并不排除其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道理。
    辜鸿铭则从“道学”角度阐述了其“东方文化优越论”，认为中国文化是教人怎样做一个有意义的人的文化，体现的是对人的终极关怀，这种“道”体现于四书五经当中，而在西方文化中则没有与安身立命相关的人生哲学。中国文化教人怎样做人，而西方文化教人怎样做机器。中国文明是一种精神文明，而西方文明则是一种简单的机械文明。
    徐教授认为辜鸿铭的这一观点缺乏具体的论证，是很难站得住脚的。另外在所有的“东方优越论”观点当中，“自由意志”是最深刻的，该观点认为自由意志是无法证明的，就如同道德与伦理是无法终极证明的一样，因此仅仅依靠西方的理性认识是有限的，而中国文化则可以从理性之外谋求另外的道路。  

    从文化与制度关系的角度看中国现代化的文化支撑
    关于中国的现代化是否需要文化的支撑问题在学术界争议很大，第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应当将国学与制度相联系；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当首先引进基督文化；第三种认为文化与制度无关。
    徐教授认为现代化取代传统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传统的儒家文化显然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将13亿中国人变成基督徒之后再发展经济太不现实。我国虽然缺乏建立在禁欲主义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精神。更加不是以“个人本位”和“契约”为主导，但是通过我国的集体主义精神与家族主义精神，通过国家干预，我们定能找到适合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支撑文化。

    　讲座中，徐教授就同学们的提问做出了精彩回答。

　　　　　　　　　　　　　　　　　　　　　（摄影：詹前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