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至今，正值中国社会转型期，各种思潮涌现。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上海人文精神讨论到90年代民族主义的出现再到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中国的思想界总是充斥着不同的声音，那么思想界究竟在争什么呢？
9月19日晚七点半，著名学者、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导朱学勤教授做客第160期“孔目湖讲坛”，给我校师生带来了一起题为“思想界在争什么”的讲座。在讲座中，朱教授从中国转型期所经历的“一个起点，两场改革”这一时代背景出发，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阐述了我国思想界所争议的焦点问题。 
一个起点，两场改革
1976年10月6日对于中国人民而言有着特殊意义，在这一天"四人帮"被粉碎。这一事件的发生对中国社会起到了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同时也理所当然的成为了中国社会转型的起点。
3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中国社会也暴露出不少弊端。而这一切均是围绕着两场改革而产生的。
第一场改革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一直延续到1989年的政治风波，围绕着“文革不能再发生”而展开。每一个改革的方针政策都有摆脱文革阴影的冲动。通过这一改革，生产力得到了解放， 经济制度也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化中摸索前进。“希望的田野”被认为是这个时代的背景音乐。朱教授生动的比喻说这场改革似乎是将一个老态龙钟的80岁老者重新带入了他的18岁花季。
从政治层面上来讲，在第一场改革中，邓小平提出了“党政分开”等方针政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给这场改革划上了句号。
1992年，邓小平南下拉开了第二场改革的序幕。这一时期“苏东巨变”以及一系列的国内政治风波给改革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在此情形下，以邓小平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认为改革不仅应当继续，而且要进一步放开经济体制改革。1992年下半年，“市场经济”这一概念被首次写入党的政治报告当中。自此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突飞猛进的向前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标志着我国市场经济已经完成了与西方主流经济体制的全面接轨。
但是与此相对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却远远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贫富分化、人际关系紧张、环境破坏等问题的日益恶化不由得我们不去思考：第二次改革中这种粗放式进程能否继续下去？ 
从事变到思辩
伴随着以上历史事实的发生和发展，思想界就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文化、经济、政治体制等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上海人文精神讨论到90年代民族主义的出现再到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中国的思想界在一片争论声中向前发展。
就如今的“国学热”现象，朱教授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表示认同，但同时也提出了隐忧。他认为传统文化可以填补国人的伦理真空，但不能将其无限扩大，特别是不能将其提升到政治的高度。政治制度虽然与文化相关，但后者对前者不是决定性的关系，决定制度的是利益博弈。传统文化可以“修身”但不能“治国”。
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争论的焦点，朱教授认为主要分为两点，首先是对社会弊端产生原因的不同解释，其次是对市场经济以及全球化的不同认识。新左派认为社会弊端产生的原因在于市场经济体制，而自由主义认为之所以会产生社会弊端是由于政治制度改革在第二场改革中滞后了。对于市场经济与全球化，新左派持反对态度，建议采用其他方式解决社会弊端，而自由主义坚持市场经济改革，并建议将与之相对应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上议程。
讲座中，朱教授对同学们提出的“教育体制改革”、“民族定位”等问题做出了精彩回答，讲座在持续不断的掌声中结束。
摄影：林重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