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马史诗》，是早期英雄时代的大幅全景，也是艺术上的绝妙之作，它被喻为“希腊的圣经”。《荷马史诗》包括《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个部分。这两部史诗组成的荷马史诗，语言简练，情节生动，形象鲜明，结构严密，是古代世界的一部著名的杰作。
11月26日晚七点，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孝远教授做客第169期“孔目湖讲坛”，给我校师生带来了一场题为“荷马史诗的隐喻－奥德修斯情结”的讲座。讲座中，朱教授从希腊文明的特点出发，介绍和分析了诗性美和女性美的关系，并最终从英雄主义情结的角度破解了《荷马史诗》隐喻。
希腊文明的特点
事物有抽象与形象之分，艺术的语言就是将抽象形象化的一个过程。这种精神的形象化是永恒的，是心与心的交流，是精神性的体现。而这里所指的艺术语言，朱教授认为有实语和诗语之区别，例如小说是实语化的艺术语言，而芭蕾舞则是诗语化的表现手法。
希腊文明是诗化的，因此它具备心灵性和自然性特点。希腊人不喜欢重复的东西，他们喜欢新鲜的经验，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文明也是鲜活的。希腊民族是一个爱美的民族，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艺术品是必须的，他们习惯性地将看到的所有东西当成审美对象，而闻名世界的艺术品“断臂维纳斯”则是希腊文明唯美主义的集中体现。
女性美与诗性美
人类将“美”归为自然美、人性美、天性美、古典美、诗性美等等，诗意是一种气质，是诗性的和谐，具有诗意气质的人往往更加自然也更具有魅力。
在现实生活世界中，男性思维的逻辑性区别于女性的感观性，因而女性相对男性更接近诗性美。她们往往生活在自己的理想当中，很容易渴望一个英雄的世界。但是历史上的英雄概念从古至今一直都在发生改变，从与众不同发展到普通人做不普通的事。
在希腊，英雄的基本含义是：能量大，有超能力；境界高；本性向善和高尚；眼界宽，思维方式与常人不一样；自由。在朱教授看来，自由和神秘是息息相关的，被控制的事物因为束缚而失去了内在的神秘感，因此最自由的事物因为无序性、无束缚性而变得无规律性，自由因空间与时间的无限扩大赋予了其自身更多的阐述性，在某种程度上也增加了神秘的空间。尽管古希腊文学中，男性英雄自身存在这样一种悖论现象，英雄角色的创造往往不是因为自身的因素而引发的，英雄角色的创造者或者说是推动者不是英雄本人，而是女性也就是古希腊文化中的女神。在古希腊文明中，雅典娜、维纳斯等女神往往担当着超能力的诱发者和某个历史事件起因与结局设定者的角色。因此，在古希腊文明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女性情结的特点。
同时，朱教授指出，与古希腊文明不同的是，中世纪基督文明却带有反女性的情结。基督教的原罪论认为女性是一切犯罪的诱因，其主要根据是在圣经中有关夏娃与亚当的一段记载：正是因为夏娃不甘寂寞，受到了引诱，偷食了禁果导致了亚当被迫离开伊甸园，而这正是导致亚当受难的开始。
隐喻的破解
在古希腊文明中，阳性的斯巴达英雄主义的代名词是力度和体魄，强调一种超能力崇拜，是反女性的； 雅典的英雄主义是美和文化，在雅典，有文化、有诗性的人才能成为英雄；而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主义”是极度诱惑和极度克制之间的动态平衡。
朱教授认为斯巴达主义和雅典主义都不能破解奥德修斯情结，回归自我的浪漫主义才是英雄主义的最终归宿。浪漫主义分为深刻的浪漫主义和肤浅的浪漫主义两种。前者是指有了英雄经历之后在极度诱惑和极度克制之间动态平衡的一个状态，而肤浅的浪漫主义者则是指没当过英雄却追求浪漫的一群人。
深刻浪漫主义在极度诱惑和极度克制两级之间跳跃，具备超越性（无功利心）、理想性、心灵性等特点。肤浅浪漫主义者因为生活在理想中，现实与理想产生矛盾，最终导致了失败。
《荷马史诗》中的主人公奥德修斯是一个成功的浪漫主义者，他从英雄转变而来，是行动的浪漫主义者而不是精神的浪漫主义者，是各种事件的制造者，而不是命运的承受者。他具有一个坚定的目标——回家，这个目标使他得以找到极度诱惑与极度克制之间的最佳点，并最终完成英雄主义的自我回归。而这种自我回归可以用一句化加以诠释：“我就是我自己。”这也就是奥德修斯情结的真谛。
(摄影：詹前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