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语言作为人们沟通与交流的工具，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它不仅是一种符号，同时也是文化与思想的载体。不论是西方汉语热的兴起，还是我国英语学习的流行，都向人们昭示着语言的伟大力量与蓬勃生机。那么，语言究竟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起着怎样的重大作用，它又是怎样影响着我们的学术制度和国家政策的呢？
12月26日晚7：00，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文学院院长杨慧林教授做客第205期“孔目湖讲坛”，为我校师生带来一场题为《学术制度、国家政策和语言的力量》的精彩讲座。杨教授旁征博引，结合自己丰富的访学经历和渊博的知识，带领我们一起领略了语言的美丽与神奇。
中国的传统学术与西方的大学理念
讲座伊始，杨慧林教授从代表中国传统学术的“六艺”之学谈起，向我们阐释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特点与发展经验。杨教授指出，所谓“六艺”，即《诗》、《书》、《礼》、《乐》、《易》和《春秋》，实际上与文化、思想和生存经验有关。《礼记·经解》中这样评价“六艺”：“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由此可见，所谓“六艺”不仅是六种典籍，同时也是六种人生修养，而中国传统学术的根本也在于人的修养和品德。“为道”、“为教”、“为人”这三者的统一，正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一大重要特征。
无独有偶，欧洲大学的兴起其实也旨在对文化和思想的培养，具体说来是源于培养神职人员的修会制度。比如著名的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等基督教修会，实际上是最早的制度化学术团体。延及后世，兼具主教和大学校长身份的纽曼（John Henry Newman）似乎为“大学”提出了新的定义：“大学……乃是传授普遍知识的场所，这意味着它的内容是智性的、而不是德行的。”因此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文化-教育-学术始终是同一定的价值选择关联在一起的。而承载文化-教育-学术的语言，则甚至可以成为“国家”本身的根本标记。现代西方“民族国家”的演化和兴衰，便是典型的例子。简单地说，欧洲实际上是在15-16世纪的交替之际，才完成了语言与国家的相互成全，强势族群通过自己的语言得以凝聚，最终过渡为现代的“民族国家”。
中国早期的教会大学及其语言经验
教会大学曾经是中国新式高等教育的先驱，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另一方面，基督教差会以教会大学“作为传教媒介”的初衷当然也是不言而喻的。问题在于基于对“本源文化”和“目的文化”的不同理解，以齐鲁大学（山东基督教大学）和圣约翰大学为代表的早期教会大学选择了全然不同的教学模式，首先体现于选择了不同的授课语言。无论采用汉语教学还是英语教学，并不会影响到齐鲁大学和圣约翰大学的办学宗旨及其传教动机；而且在两种授课语言的选择中，最基本的依据恰恰是同样的价值目的。语言不仅是思想的载体，其实也是某种观念和价值本身。可以说，对价值寓意以及关于信仰与文化之关系的不同理解是齐鲁大学和圣约翰大学采用不同授课语言的根本原因。因此“我们只能在语言中理解，而不是理解语言”。然而大学之“教”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因任何一种价值目的而有所承载，不过它的任何承载也都必将接受它的切割和质疑。惟有经历这样的切割和质疑，一种思想、文化亦或信仰，才能激发出真正的生命力。
语言强势与未来的文化生态
时至当代，如何借助语言优势保持和提高自己的文化影响力，实际上仍然是各个国家语言-文化传播的主要“问题意识”和考量指标。在各国政府促进其语言推广的努力中，始终隐含着保证文化安全、平衡文化生态、提升文化影响力的潜台词。比如英国“海外英语教学指导委员会”直言不讳地将自己的工作目标界定为：使英语成为海外大多数非英语国家的第一外语。德国要“争取使德语成为大多数国家的高中或者大学里的第二外语”，即使暂时没有需求，“也要设法创造需求”。法语则成功地进入《奥林匹克宪章》第27条：“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两种官方语言为法语和英语”，当两种语言出现歧义时，“以法语文本为准”。从根本上说，任何一种语言的推广、应用乃至被接受为国际间的交往媒介，其意义都远远超越了语言本身。它既是世界性“文化生态”的基本标志，也意味着一定标准的确立。任何语言都是符号，而任何符号都承载着一定的价值观念。正如西方学者布鲁赫所说：“言说的一方所采用的符号，本身就规定着对方的话语形式，因此使用一定的符号也就接受了其中的观念。” 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格局中，惟有语言本身是相对中性、工具性和符号性的；然而也只有从语言的多样性入手，才能打破失衡的文化生态，将单向的“西学东渐”转化为文化互动。
讲座最后，杨教授谈到了我国学术发展的现状及应对措施。他指出，中国的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变是无法避免的，中国现在面临着一个不太平衡的文化生态，因此我们要以参与性的心态积极地介入世界，让世界多一种选择。大学是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精神场所，思想的碰撞和文化的交融让它不断承载着新的精神，它能代表一个民族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