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国共合作的序幕被正式拉开。当时，国民党为了取得苏联的支持，同意 “容共”的政策联合共产党共同抗日。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致使国共合作完全破裂。在这段历史中，毛泽东虽然不是主角，但他已凭借出色的政治才能活跃于政治舞台。
　　1922年，毛泽东成为陈独秀的助手，其地位相当于中共执行委员，以当时的形势来看，可谓年轻有为。但1924年四大召开时，毛泽东却没有在参加会议的名单之列。杨奎松指出：“积极活跃于国民党高层，并与他们搞好关系，毛泽东经常被批评为右倾主义分子。到1924年中共四大召开时，毛泽东已被排除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之外。”
　　长期以来，中共党内都受“左”倾思想的影响，主张“正面对抗与白色政权决一死战”，实力悬殊的对抗使中共损失惨重。激进思想的影响也致使党内一部分领导干部遭受排挤。直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毛泽东才被作为候补委员重新选入中央政治局。
　　重调中央，毛泽东坚持将“右”进行到底。他颠覆了苏联模式的城市阵地战方式，直接将部队带到了农村“落草为寇”，毛泽东特立独行的行事方式遭到了许多党内领导的不满，在这一时期，毛泽东的能力并没有得到认可。

　　我们一般认为，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的政治领袖地位。但杨奎松指出：“遵义会议并不能作为毛泽东政治生涯的转折标志，遵义会议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里都没有他的名字，实际上在当时，毛泽东还只是周恩来的助手。”当时党内许多人都认为，毛泽东不过是个善于撤退的“逃跑英雄”。但四渡赤水时，毛泽东却运用“逃跑”成功指挥了红军的撤退，这让党内领导开始肯定和佩服毛泽东的能力。虽然四渡赤水的成功在紧要关头挽救了党，并最终实现了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和，但这些依然没有决定毛泽东的领袖地位。
　　1935年，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成功会师。两军会师实现了长征的阶段性胜利，但同时也引起了党内政权的争夺。当时占明显优势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和中央军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毛泽东就“要不要北上”的问题引发了争论。毛泽东再次运用“跑”的策略赢得了有利条件，不仅建立了陕北革命根据地，还得到了苏联的支持，重新赢回了红一方面军在党内的领导权。然而，中共党人还是因为“左”思想的影响走了弯路，如被后人称作“这一阶段唯一的胜利”的平型关大捷，这场战役实际上是以我方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打响的，但最终是以日军死伤500余人，八路军死伤400余人为结局的。这次战争对八路军领导人来说是个很大的刺激。而1940年的百团大战更是损失惨重，中共实力被暴露，1935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出台了“防共”、“限共”的政策，中国共产党陷入两面夹击的局面。这时，党内的认识才被完全转变过来。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毛泽东坚持做出“原则性让步”，并抵住了舆论的压力坚持要红军“按兵不动”。这些在当时看起来“软弱”的政策恰恰给中国共产党赢得了生存的机会。1942年后，毛泽东的绝对领袖地位被最终确立下来。
　　如果说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是以“跑”取胜的，那么解放战争则将毛泽东的大将之风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先后作了好几项“大手笔”决策。如后来被人民熟知的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毛泽东这种“以险制胜”的魄力是古往今来领导人中都少有的。

有功有过的“开国领袖”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也有过几次“大手笔”的决策。1953年，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决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行。在此期间，中国的工业化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57年，中国的钢产量已经达到了530多万吨。工业化进程迈进了重大的一步。然而在工业化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党内部却开始产生了浮夸的风气。1958年，毛泽东提出举国开始“大跃进”的经济计划。并提出了“两年超过英国”的不切实际的目标。在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采取计划经济的经济战略，工业化的水平得以重大发展。但后来作出的与经济规律相违背的策略也使中国经济蒙受了重大损失。
　　杨奎松指出，毛泽东的思想文化水平与把阶级斗争当成“万灵药”的心态将新中国带上了发展的轨道，也使新中国遭受了重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