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清王朝腐朽不堪，内忧外患。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走向共和，发动了一场惊天动地的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至今辛亥革命已经过去整整100周年了，我们能从这场革命中总结出什么道理呢？
　　继5月10日的讲座《精英教育和贵族精神》之后，5月11日晚，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许纪霖教授再次做客孔目湖讲坛，带来了一场题为“一场由新政引发的革命——辛亥革命的百年反思”的精彩讲座。讲座期间，许纪霖教授以丰富翔实的史料，为大家再现了一段“另类”的辛亥革命史，使大家对辛亥革命这段历史有了全新的理解。

（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历史系博导　许纪霖 教授 / 摄影：高宁波）

　　革命前：新政造就三股势力
　　清朝末年一系列危机的出现，迫使清政府于1901年实行新政，并于1905年废除了科举。许纪霖介绍说，在这场改革中，各种资源得到了重新分配，这带来社会结构层次的变化，造就了三股力量。
　　第一股是革命派，以孙中山为代表，属于体制外的力量。他们大多由海外留学归来，受到了西方民主思想的洗礼，崇尚“革命即真理”的信条。他们对封建专制不抱希望，迫切地希望通过暴力革命来建立民主制度。
　　第二股是士大夫精英改良派，以张謇为代表，属于体制边缘的力量。清代初期，士大夫阶层受到压制，文字狱的兴起使得士大夫噤若寒蝉，远离政治。而到了清末，在天平天国、洋务运动和新政时期，士大夫这股力量终于得到释放。
　　第三股是北洋实力派，以袁世凯为代表，属于体制核心的力量。北洋军队并不是国军，而是民兵，其核心指挥便是袁世凯。袁世凯当时走在改革的前列，拥护新政，头脑灵活，很有威望，同时又很有野心。

　　革命中：三股势力咸与维新
　　这场新政表面上进行得轰轰烈烈，却是一场并不彻底的改革，许纪霖指出。经济、社会方面的改革并没有掩盖政治制度的落后。政治改革的落后阻碍了这三股政治力量的一个共同愿望：参与政治。
　　晚清时期，清政府通过给予精英们各种物质利益来收买精英。而事实上，清廷无法通过物质来满足士大夫精英的政治需求。1909年，士大夫们先后三次到北京请愿设立国会，被清政府拒绝。慈禧太后死后，溥仪登基，设立皇族内阁，使得精英们对其彻底失望。这个时期，满清帝国虽然表面上风平浪静，一片祥和，而实际上已是暗潮汹涌，岌岌可危了。
　　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后的短短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十五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辛亥革命的胜利并非一党之功，而由这三方势力合力而成：一方是体制外的革命党人，另一方是体制边缘的士绅精英，第三方是体制中心的北洋旧势力。在这突如其来的革命面前，三股势力不约而同地“抛弃”了清廷。

　　革命后：三股势力明争暗斗
　　辛亥革命后，已无实权的清廷意识到，局面已非其所能掌控。许纪霖讲到，清廷答应士大夫阶层之前提出的成立国会的请求，并提出虚君共和（保留君主头衔，实行共和）的主张，三股势力无一响应，都希望夺取最高领导权。此时，南方推选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而后袁世凯则利用革命者和清廷两派的矛盾左右逢源，获取了实权。
　　辛亥革命创建了新的政治共同体，却没有同时创建共和政体所赖以存在的正当性基础——宪政，权力归属问题始终压倒权威重建问题。这使得近代中国政治的根本症结在于只有权力之争，而始终缺乏政治的权威。民初的国会，虽然热热闹闹，但无论是国民党还是进步党，关心的重点不是协商妥协，为民国制定一个新宪法和新制度，而是忙于党争，打击对方的势力，扩充自己的权力临时宪法的制定也称的政治斗争的需要。

　　百年思：以史为鉴指导现实
　　多方势力合力而成的革命，推翻一个旧体制很容易，墙倒众人推，呈摧枯拉朽之势，但革命之后要建立各方认同的新秩序很难。许纪霖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辛亥革命的确是二十世纪中国的开端，一个世纪之后，中国依然承受着历史留下的复杂遗产。
　　首先，辛亥革命是由不彻底的新政引发的。对于一个政府，改革既是它发展和巩固政权的时候，又是最危险的时候。晚清时候的新政积极推进经济、社会改革，却回避了政治改革。当前中国改革处于攻坚阶段，政治体制改革阻力重重，能否顺利的推进政体改革，事关中国未来的发展大局。再者，改革后最重要的是立宪，推行“法制”（以法律为制度），而不是“法治”（以法律为工具）。当前中国正在推进法制化进程，尤其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讲座最后，许纪霖耐心详细与大家探讨了有关“法制”与“法治”、民主与法制等方面的问题，赢得了师生们的阵阵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