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5日晚，百家讲坛人物高日晖先生做客第290期孔目湖讲坛，为我校师生带来了一场题为“古代的‘国考’——从范进中举看明清科举文化”的讲座。讲座期间，高日晖通过对古代考试制度的分析、联系当今学生的状态，向同学们介绍明清时期的科举文化。

（百家讲坛人物 高日晖 先生 /  摄影：熊叶）
　　

　　回顾科举历史

　　讲座伊始，高日晖先向同学们介绍了科举制度的渊源和特点。在实行科举制以前，选官方式多以推荐、世袭为主。这类的选拔官吏的方式曾在历史上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最终导致权力被贵族豪门垄断。科举制度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局面，使得出身贫寒的学子也可以有机会跻身上层。

　　科举制创建于隋炀帝大业年间，一直到清光绪三十年，曾经是世界上最为先进的选拔官吏的制度。在这一千多年间，科举制度也经过了数次改革。科目从隋炀帝时期的“十科举人”到最后只剩进士科，内容又从诗赋、帖经、策问等删减到只剩四书五经。科举制度在唐以后趋向考试内容单一化，逐渐脱离实际。

　　接着，高日晖又详细的列出了明清时期科举制度的特点：八股文成为考试的主体，内容为四书五经加朱熹注释，人数多、规模大，考试制度和程序规范严格，舞弊作弊之风盛行。明清时期，为了防止作弊，政府实行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唱名、归号。随后，高日晖向同学们展示了一些明清时期科举考场图及明清科举图解。

（同学们聚精会神聆听）

　　细谈范进中举

　　在了解了科举的背景之后，高日晖对范进及其悲剧进行了细致而独到的分析。高日晖认为，范进考科举三十年如一日，这种执着虽有令人钦佩之处，但这种非做官不可的执拗正是造成他人生悲剧的主要原因。在他参加乡试期间，他的老母亲在家饿到眼睛都看不清。导致这种困窘的，不只是贫穷，还因为范进为了科举考试而抛弃了应有的责任和其他的一切。接着，高日晖例举了学者在讨论大连大学的办学理念：“让人成功，让人快乐”时认为这种成功应该是建立在别人快乐的基础上的。不应该像范进一样建立在痛苦上。

　　在介绍到范进得到中举的喜报后发疯时，高日晖说，人因快乐而疯狂地状态都是暂时性的，马上就会恢复理智。但是范进却是真的疯狂。范进之所以会疯狂是因为他长时间的失败使得他不敢面对他考科举的真正目标，如常年买彩票，却不相信自己会中奖的彩民一样。不止是范进，在《儒林外史》里很多书生都被科举制度扭曲了灵魂。

　　高日晖认为，范进的无能和无知是应试教育的结果。身为读书人不知道苏轼是谁，怕别人发现自己的无知就在和别人聊天时随声附和却笑料百出，让自己的母亲差点饿死在家里，这一切都说明了范进的谋生能力太弱，除了读书，什么都不会。这也印证了，明清科举是典型地把教育推向了应试，使得广大学子学习只为仕途。高日晖又说如今不少学生只学习自己的专业知识，知识结构的狭窄是造成他们的综合能力的下降的重要原因。

　　在谈到范进的人际关系时，高日晖将范进中举前后，老丈人胡屠户还有乡邻对范进态度的不同进行了对比。高日晖用“世态炎凉”概括了这一巨大反差，这种反差促使范进一年又一年的坚持考试。高日晖说在科举文化下，人心完全被功利所蒙蔽了。

（为讲坛签名留言）

　　反思科举制度

　　随后，高日晖向同学们阐述了小说作者吴敬梓创作的思想。在这部小说的第一回中，作者借王冕之口说出：“将来读书人即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暗示着在八股取士的制度下，文人们一心奔着功名，抛弃了素质教育。吴敬梓写这部小说的就是旨在讽刺虚伪的科举制度。

　　高日晖又进一步阐发了他自己的思考。从制度层面来看，任何制度都有它适用的时代，并且有着时限，更重要的必须与时俱进。科举制度曾经打破了贵族对权力的垄断，但到了后期却变得僵硬和迂腐。同样情况，我们的高考和公务员考试等都需要根据实际国情做出相应的改革。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不是一切改革都是正确的。

　　从文化层面，高日晖认为科举是封建时代最公平的官员选拔方式，即使它漏洞百出，但没有什么方式可以比它更公平。正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另外科举已成为了“集体无意识”（一个民族长期积淀下来的思维定式）并且使教育走向功利化。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直到今天，在很多人看来，学生所要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学习。“重考试，重分数，重排名，重名分”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风气，考试成绩代表一切，忽略了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人才，“修齐治平”已经成为了口号。

　　高日晖还指出，功利化的考试早已经不适应这个时代的发展。他又例举了自己在广告部应聘的事例说明不要担忧自己明天是否可以找到工作，而是要考虑你是否真的拥有这些能力。

　　讲座最后，高日晖耐心解答了现场学生的问题，讲座在一片掌声中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