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德国纳粹专制，进行疯狂种族清洗，使得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一千多位犹太科学文化精英逃亡美国，美国科学界努力使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大转移，从此颠倒了大西洋两岸的科学文化格局。

　　3月11日晚，武汉大学“四大名嘴”之一、历史系博导李工真教授做客第330期孔目湖讲坛，为大家带来了一场题为“世界科学文化中心的洲际大转移”的精彩讲座。讲座期间，李教授以绝佳的口才，生动的故事，配以历史照片向大家展示了这一“大转移”的过程，深刻剖析了“大转移”发生的原因及影响。

 （武汉大学历史系、武大“四大名嘴”之一　李工真　教授  /   摄影：辛江）

　　德国地位的衰落

　　讲座伊始，李工真指出，在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前，世界科学文化中心并不在今天的美国，而在当时的德国。在“洪堡原则”的指引下，德国的教育现代化取得了令世人惊叹的伟大成就，成为世界各国仿效的样板。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步入科学和教育的辉煌时代，取代英国和法国，成为了世界科学文化中心。

　　然而，1933年1月希特勒的上台，彻底改变了德国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命运。1933年4月7日，针对公职人员进行了一场“一体化”运动，在大学校园中很快发展成为一场驱逐有犹太血统、有民主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文化清洗运动”。最令人难忘的一幕发生在5月10日夜晚。在柏林大学门前的国家歌剧院广场上，纳粹德国人民教育与宣传部长戈培尔亲自到场，主持了一场“对一个世纪以来的非德意志文化实施的火刑”。在这场“焚书运动”中，狂热的柏林大学学生们将一大批代表“非雅利安精神”的书籍扔进了火堆。

　　在这种气氛中，德国大学上演着一幕幕摧残文化的丑剧，其中“焚书运动”最具有代表性。李工真对此感到深恶痛绝，他认为“这场运动犹如当年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使人想起德国大诗人海涅的那句名言：“哪里有人在烧书。哪里最后就烧人！”

　　美国地位的确立
　　李工真介绍道，纳粹德国于1938年3月吞并奥地利、1939年3月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后，同样的厄运也立即降临到400多奥地利和120多名捷克犹太科学家的头上，致使遭到解聘的纳粹德国科学家的总数达到了2400人左右。

　　在“帝国文化委员会”主席戈培尔的直接指挥下，纳粹分子以“驱逐所有‘非雅利安血统者’和民主人士为目标，极力摧毁现代艺术、现代文学、现代电影、现代音乐为特征的自由精神，许多作品都被逐出了大众视野。遭到驱逐的作家、记者、音乐家、造型艺术家、舞台艺术家、编剧、导演、制片人总计达6000多人，加上4000多名医生、律师、工程师 和2400名科学家，遭到驱逐的犹太知识精英总数达12400人以上。

　　到1939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整个纳粹德国大学教师岗位中的45%，已被纳粹党内不学无术的党棍们占领。由于德国纳粹的驱逐，一大批犹太的精英逃亡国外。美国知识界的领袖们，看到了通过接受纳粹德国流亡科学家来发展美国科学的良机。他们成立了“援助德国流亡学者紧急委员会”，在“拯救科学”的名义下采取了种种措施，为接受德国流亡科学家创造了有利条件。

　　李工真说，绝大多数德国流亡科学家形成了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素质的知识难民潮。这场知识难民潮，正是在纳粹炮火的逼迫下，才流向了大西洋彼岸的美国。这些欧洲知识难民，被新环境的压力激发起了强烈的创造力和革新力，他们对美国的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等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

　　李工真认为：从比率上讲，2400名遭到驱逐的德、奥、捷科学家并不代表德语文化空间科学潜力的全部，而且从原德国大学中遭到驱逐的1800多名科学家也只占其中的39%，但是从质量上讲，他们却代表了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仅是当时和后来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得主就达25名之多！

　　到1945年，美国接收的犹太难民总计达132000人。在犹太知识难民集中到达美国的1933至1941 年间，仅来自德、奥的犹太难民就达104098人，他们当中的7.3% ，即 7622 人属于知识难民。在这7622人当中有 ：1090名科学家，811名法律工作者，2352名医生，682名记者，645名工程师 ，465名音乐家，296名造型艺术家 ，1281名来自其它文化领域的职业者。

　　对“大转移”的反思

　　流亡科学家对美国整个科学系统产生决定性影响的鲜明例证，是以原子核物理学的发展为代表的“大科学时代”的到来。美国的原子核物理科学能在1933年后得到快速发展，无疑要归功于流亡科学家们的全面影响。

　　美国1933年以前得主中的在世者只有7名，但由于有这批流亡科学家为代表的欧洲新生科学力量的加盟，却迅速增加了18 名，使总数达到了25名，从而远远超过德国，成为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得主最多的国家。

　　正是这些杰出人物的到来，才给美国带来了德国学术体系中最先进的方法论和最严谨的学风。今天，美国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的得主总计已超过了200名，这显然与这批流亡科学家在美国开拓的新方向，以及由此在美国高校中营造出来的特殊的学术竞争氛围紧密相关。

　　1969年美国学术界公布了一份涉及到所有学科领域中最为杰出的300名科学家的传记名单，他们当中的79%，即238人是从纳粹德国版图内逃亡出来的讲德语的、有犹太血统的科学家。

　　也正是这些犹太血统的科学家，在美国成了几乎所有新科学传统的奠基人： “相对论之父”爱因斯坦， “计算机之父”冯·诺伊曼， “现代宇航之父” 冯·卡门， “原子弹之父”西拉德， “氢弹之父”特勒，“对称性之父”维格纳，大数学家库朗、外尔，现代建筑学家格罗皮乌斯、 米斯·范·德·罗，艺术史专家帕诺夫斯基、克里斯特勒……

　　李工真表示，正是由于有这些世界一流的知识精英的加盟，美国才迅速登上了全球科学和文化的制高点。欧洲知识难民的流亡经历充分说明：高水平的知识难民并不是流亡到任何一个国家都能创造出科学和文化成就的。没有一种良好的社会文化和科学上的环境，即使是一流的科学家也很难开展他们的工作；反之，在一种受激励的环境之下从事研究工作，即使是科学领域中的新手，也可能调动高度的创造性并产生出丰厚的成果。

　　与此同时，由于吸纳欧洲知识难民的成功经验让美国尝到了甜头，美国开始形成更加自觉的科学、教育的开放机制，面向全球的知识精英，敞开交流之门，移民之门，面向全球的青年才俊，敞开留学之门，就业之门，这正是美国在二战以后能一直保持全球领先地位的秘诀之一。

　　发端于1933年纳粹德国的这段文化流亡史已在1945年后划上了句号，但它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深刻教训和启示却是永久性的。李工真最后总结到：“奉行文化专制政策会给一个民族带来灾难，而奉行文化开放政策会给一个民族带来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