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走出去离不开好的翻译，中国文化要靠自己去悟，用心沟通。”外交学院英语系教授武波先生做客第446期孔目湖讲坛，为听众带来了一场名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讲座。

剖文化兴盛规律

“中国梦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武波引用习近平主席的话，阐释自己选择以“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为讲题的缘由。世界四大文明起源地分别是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中国，前三个国家都要加“古”字，而中国不用加，可见中国文化一直贯穿古今、沿用至今，而另三个国家的文化有很多已经中断，甚至消声灭迹。

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每700年大兴盛一次，共有四次高峰。第一次是在公元前八世纪，周公之礼，繁荣盛世；其次在汉武帝时期；然后是繁盛唐朝著名的贞观之治，最后是明太祖时期的中华王朝。他还指出2039年到2044年将是中华民族的第五次大兴盛，在第五次兴盛过后我们的中华民族将会迎来又一巅峰时期。

寻文化传播之源

从历史上对外交往的大事来看，中国国内用外文翻译汉籍始于南北朝时期。当时有两个翻译者，一位是北天竺菩提流支把《大乘章义》译成梵语传到西域，另一位是刘世清将《涅槃记》译成突厥语。武波指出，旅行家马可·波罗和传教士利玛窦在文化交流中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但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中国仍属于历史悬疑，因为他没有提到“长城”和“汉字”。他还提到，其实在明朝时期中华文化就已经走出中国：沈福宗和黄嘉略，他们把翻译好的“四书五经”带到了英国、法国。

他指出，中国的文化分成两大块：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物质文化，是我们每天都接触，像餐饮、茶叶、丝绸、园林、陶瓷等，这些东西在18世纪的欧洲就掀起了“中国热”，并且引起了西方国家的轰动。而现在我们要走出去的是非物质文化，比如中国的思维、世界观，尤其是“四书五经”的内容。讲到文化传播就少不了翻译，武波用“practice makes perfect.”翻译成“熟能生巧”没有“业精于勤”更准确的例子强调翻译要讲文化标准。林语堂翻译论“传神”，凡字必有神，直指人心；陈西滢说形似、意似和神似是翻译的三大境界。翻译的过程中不能丢失文化品位，要注重翻译作品的质量。“外语学人的终极使命和目标是打通中西，参赞天地之化育，桥街中西文化。”

断文化走出之期

武波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历史时期分为四个阶段：前段、中段、“新段”与“改开段”。

1860年到民国中期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前段，代表人物是陈季同、辜鸿铭、林语堂等。他认为“东学西渐第一人”陈季同是一个不该被遗忘的文化先驱，他精通法文，一生致力于向法国介绍中国文化。在100年前，他已经是闻名中外的才子，在英国汉学家、外交官翟理恩1898年编辑出版的英语辞书《中国名人传》中，所涉晚清中国名人很少，但对他却有专门的条目。中国外语人的楷模——辜鸿铭，他标志着对中国经典的翻译由“浅译”转向“深译”时代的转折，而且在《春秋大义》中号召西方人学习中国文化。林语堂是20世纪30年代，非左翼文学家中，对翻译理论作出贡献最大的。武波也谈到自己关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建议，“要像在香港推出H股一样，要特别重视港、澳、台及新加坡在中国文化走出事业上的纽带作用”。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中段是在民国中期到1949年，在这期间，宋美龄第一次访美取得巨大成功，是有功于中国文化西传的一位内行和名人，而且她跨越了三个世纪，经历了百年中国政治变迁，对近现代内政外交产生了重要影响。

1949年10月到1976年9月是文化走出去的“新段”，在这一时期杨宪益、许渊中、钱钟书三位名人对翻译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许渊中的翻译是灵活与变通的，与辜鸿铭很相似。关于翻译的全面总结中，武波认为直译与意译、继承与创新、翻译与政治、英语与汉语、中译外与外译中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的。而1976年9月至今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改开段”。

悠悠千古事，神马皆浮云。文化走出去，有待众高生。最后武波鼓励同学们潜心学习中国古典文化，为传播中国文化打下扎实基础。（摄影/陈君、蒙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