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陈立
1927年秋，陈立出生在浙江省平阳县距离县城约三里路的一个乡村里。
他的家庭在他曾祖父之前都还只是贫苦的农民，而到了他的曾祖父一辈，家里很快发达起来，置了四、五百亩田地。到他的祖父时，正值清末废止科举，于是被送去日本留学，可惜学成回来不久就去逝了，这个家庭从此现出败落的迹象。
祖父去逝后留下年纪尚幼的一儿一女，男孩叫陈拂民，就是陈立的父亲，因从小受到家人的宠养，尽管人长得伶俐聪明，常常得到夸赞，但在小伙伴中却是最为恣意放纵的一个，等稍大一些，陈拂民便被送到杭州念书，回来后却不愿意干正经事，游手好闲，只知道挥霍家产，在生下陈立之后竟染上了烟赌的恶习，家境也就迅速地败落下来。
陈立的母亲本也是有知识的女子，对父亲的种种行为很是不满，劝说不起作用便也动怒，频繁争吵，甚或迁怒于孩子，家庭中就再也没有安宁的日子了。
家庭的不和睦对陈立及弟妹的影响是很大的。一方面是母亲暴怒的性情，令兄妹几个日日过着战战兢兢的生活，承受着难以舒张的压抑；另一方面是孩子失去了人生的榜样，族人多是这样教导他们：不要象某房某人败家，不要学父亲的不争气。眼见得家庭的没落，却还说他们必须光宗耀祖，必须为家庭服务，这在陈立幼稚的心灵里，只会觉得整个宇宙都带着不堪的灰色。
陈立这时虽然小，但他已经能够敏感到环境的闭塞和人性的沉沦，孩童的本性使他用一种鄙视的心情对待周围的人们，他幻想着自己将来做出一番事业，给这些“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看看。陈立后来回忆那段时光，他这样说：“封建的家族对旁人或对长辈要尊敬的，我有这样想法，表现在行动上，就是对他们的傲慢，这样一来就造成我在家庭中的独立地位，人们就这样那样指责我，取笑我，使我更产生对他们的仇恨心理，这种心理当时深入我的内心，同时毫无科学观点地就变为对社会一切人的不愿亲近与仇视，养成孤僻的习性。”
六岁那年（1933年），陈立在乡下初小念书。在他的记忆里，那个老师总是一副死板的面孔，他对于读书只认为是一件苦恼的差事，不得不应付而已。不过在这时候他也曾经显示出了艺术天分，能够非常生动地描画人物、野兽与日常用品，有时还跟牧牛的伙伴到田间塑造许多各式各样的造形。很可惜，这种能力在那个闭塞、落后的地方是永远得不到赏识的，更不用说引导，只能任其埋没。
在十岁那年（1937年）陈立来到城里念高小，他一旦脱离乡村，没有了家庭的约束，就整天地玩耍，成为自由自在的野孩子。这还是因为那些教师也是为了赚一口饭吃，每天才教一小时的书，孩子们有足够空间的缘故。
陈立说：“当我才进城念书时，还比较正经当在城里面各方面熟识了，就生出了懒散的心情，这是从家庭里带来的不事劳动的懒惰习性的表现，整天与小朋友在外游玩，到六年级时住到学校里去，更没有人督促我，当时的小学教员是不管这些的，但是我的成绩还是一直不错，这就便使我产生了目空一切的自高自大心理，以为做一切事情都是很简单的，随便应付一番就行了，这一结果一直在以后我对刻苦钻研、坚忍不拔、不怕困难等是毫无体会的。”
陈立住在亲戚家里，平时玩归玩，一但安静下来，他又变得敏感起来。他感到城里人比乡下的来得虚荣，特别是有钱人都看不起乡下人，从他们的言语中，甚至孩子们的嬉戏里，自然会流露出这种情绪，这使他非常地痛恨他们。加之陈立的功课在全班里是很好的，而亲戚家的孩子成绩却很坏，其实陈立读书并不用功，这更让人觉得他的傲慢，周围不时地射来妒嫉的眼光，人们常讽刺戏弄他，这样一来更养成他对人世的冷酷无情。小小的陈立对自己说：“一切要靠自己，决不求人，决不向人低头。不求人，也不想同情任何人.。”这种情绪在他的心里沉淀下来，慢慢地就成为他的人生哲学。
这时学校里开了历史课，陈立从书本里明白到自己的国家正处在帝国主义压迫剥削下。还在小学五年级时，就发生了“七七事变”，日寇入侵使中国危机更紧张，一种自然产生的爱国热情使他立志要奋起挽救国家危机。他还读到孙中山的著作，虽然对政治哲学方面一点也不能理解，就一知半解地接受实业救国的观点，认为是因为中国的工业不发达，国家贫穷才遭人欺负，所以立志要做一个工程师，开发中国的资源，这样就会使国家强盛。能造飞机大炮就不怕外国侵略了。这样一种未必深刻的理解，却在很长一个时期影响着陈立的选择，成为他后来学习和生活的追求。直到很久以后他才逐步认识到，“这一理论是完全基于民族主义革命思想之上的，爱国热情是好的一面，它一直促使着我觉得要对这样一个国家负责，促使我走向真理。直到解放后，背叛自己的阶级，把自己交给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认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但要做一个工程师救国，仅靠科学技术、靠实业而不从制度上改变中国，都将是虚妄的一句口号，如果还自以英雄豪杰救世自居，把自己看成了不起的人物，追名逐利的结果就会与大众的距离越来越远。”
1939年，陈立考入瑞安县立初中，当时县城遭到日寇疯狂轰炸，教学难以正常进行，有时只好在晚间上课，情形很乱，还不时谣传敌人将要登陆，可以说没有好好地念过一天书。就这样过了一个学年，陈立又转到平阳县立中学，这里倒是有很多小学同学，都是很熟悉的伙伴，于是他又散漫起来，回到小学时游玩的状态。因为长时间处在动荡中，根本无法用心读书，而且心绪杂乱，这对他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抗战中，浙南一带虽然不是沦陷区，但已成为独处一隅的孤岛了，与外界交往极不方便，一切新知识都难以到达，他所念的中学都是极简陋的图书馆，教学仪器设备全无，除了课本之外，就没有什么能够满足这位少年充沛的想象力。陈立于是只好陶醉在自己编织的想象中，想起将来做一个工程师拯救国难，而他正真应该学习本领的精力却也在这种想象中一点一点消耗掉，他开始为自己停滞不前感到恐慌，继而又陷入矛盾中，不去释放拯救人类社会和探究自然秘密的思想力，就只有放任自己的精力，要么整天在山野里跑、捉松鼠。回想起这段时间自己的变化，陈立说：“自己不愁生活问题，思想中又存有对周围人的妒恨，于是便养成了对事物漠不关心态度，成天过着流水浮云般的悠然自得日子，自己功课成绩却丢在同学之后了。”
这样一直到初中二年级也没有得到改观，功课的成绩一直下降，恶作剧也愈来愈多，这中间更强化了叛逆的意识，刻薄地玩弄别人、侮辱别人，破坏各种东西，只要它能引起自己一时的快感，如在庙里的泥塑菩萨像的嘴里装上爆竹，将它大爆破，挖破楼板用小石子打下面经过的人，还有将古书的木刻板拿来自己去瓣光刻木刻等等，结果给学校记了大小过约有两三次。
就在这年（1940年）的秋天，因为乱吃零食，生活不检点，陈立得了恶性疟疾，引起严重的肠胃疾病，几将死去，一个多月不省人事，只得休学，在家调养了三个多月。也是因为这场大病，却让陈立感到家人的爱护和亲友的关心，把一些过去认为最讨厌的长辈的印象变好了一些，亲近了一些，特别是对母亲的爱，让他变得脆弱了。在空闲时，陈立看了冰心与郁达夫的书，本来脆弱的他，感情变得愈发狭小，考虑自己多了起来，连整个面容看上去都蒙着一层感伤的情绪。
陈立回忆道：“这时候因为病后保养，生活很优裕，一切事不用做，整天做这样那样的东西来吃，空闲的时间多，就喜欢空想，从自私自利出发，首先想自己将来要如何阔绰、有钱，过奢侈生活，再想到自己还得是一个出名的人物，在这个基础上才想到如何开发祖国，使国家富强，对政治还是一点不认识，而且也没有感到政治与我发生什么样的关系，这正是基于原来阶级的立场，要把自己这一没落的家庭复兴起来为基础，但又有一定的青年人单纯的对祖国的热爱，对未来存在的美丽梦想。这时候自己的年纪也大了一些，想法也比以前更有形了，一方面就产生了强烈的向上爬，羡慕有钱人的欲望，另一方面则因为对周围嫉恨的旧意识，认为自己是有抱负的，而极为鄙视世俗的虚伪、鄙视庸庸碌碌的生活，视耀武扬威的官僚如行尸走肉。”
1941年春陈立回到学校，他与另一批同学一起学习，风气改变了，他也有了大的转变，也就是用功念书了，而且是有意地朝自己所想的目标行进。陈立喜欢看课外书，除文艺外还看科学方面、工程工艺方面的书籍杂志。同样的，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喜爱空想，也许是书籍把他带入另一个世界，他可以在空想中无限地追求自己的理想。他同时也注意到自己，仅仅空想是不可以的，还要有实际的努力，通过念书争得“向上爬”的机会，以前自己积下的懒散习气，不能坚忍刻苦的毛病需要有一个改变，而采取空灵的在幻想里满足一下自己的愿望，是很不切实际的办法，根源就在于自己从家庭里带来的不劳而获的阶级习性所致。
当时有一位同学魏宏仁，他与陈立最要好，在学习方法上给陈立很大影响，他们都能在很短的时间里搞好功课，成绩都变得极优良，因此得到学校的嘉许。同时，升了一年级，教师们对他们认为得意的学生往往采取放任的态度，这时起陈立就完全凭自己的兴趣念书，许多课不去上，一切活动不参加，常到教务处涂改点名册，以后不改也没有人来过问。陈立说：“我们有空就买东西吃一顿，甚至夜晚还到离校好几里路以外的地方看戏，乱用钱，与魏宏仁彼此不分。生活要浪漫，不修边幅，是深深中了当时所谓艺术家风度的毒，喜欢颓废派感伤的作品，而把希望都寄托在自己的空想里，自己认为已经了不起了，比别人强了，也就更看不起人。”这年下学期升到初中三年级了，陈立的伙食费已经用光，于是他便住到魏家。第二年，他与魏宏仁一起，联络班上其他几位同学，鼓动大家罢美文教员的课。陈立当时只为好玩，觉得搞起来很有意思，他积极地到乡下找房子，把同学带离学校，不给回去上课，就这样闹了一阵子。此事件导致魏宏仁被开除，学校一共开除了6人，这群孩子为什么要罢课，中间是什么目的，陈立始终都不清楚，还好他在这群人中排在第七名，侥幸未被退学，只是记大过一次，而不久他就毕业了。
1942年夏天，陈立考入温州中学高中，来到新的环境，意味着又是一次新生活开始。同学们都正经努力地学习的，自然感染到他，使他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读书上，不再胡闹了，在那种气氛下，要求更实际地学会本领，而一旦投入到学习中，他又觉悟到自己知识的浅薄，下决心一定要多读书。陈立说：“当时也是受到教师的影响，自己什么都想学，像杂货摊式的吸取东西，没有一样精，更进一步发展了自己读书不求甚解的毛病。”高中的国文教员是老古董，教的全部是孟子之道，与他的性情完全相反，本来在初中时国文是最好的，这时却很坏了，而且因为认定要做工程师，也不去理会，而专心于数学、理化，看的课外书也偏向这方面，一向不合群的他显得更孤僻、更沉默了，即幻想也更深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也即是“向上爬”更切：“自以为靠技术本领，决不求人，向人献媚求情地爬，也就更加深了清高思想。”
学校在温州市，在抗战中是后方，虽然前方战事吃紧，这里却是花花世界，依然灯红酒绿。陈立生活在这样一座都市中，商人、官僚花天酒地的生活每天都刺激着他的神经，他视这些人为行尸走肉，也是因为自己的家境此时已经陷入窘迫，所以心生嫉恨。他回忆说：“无数事实不能使我更多的了解这个社会，虽然这不会从阶级观点来看，我想，自己国家在这种危急的关头，这些人们竟然无动于衷。”温州经过了两次敌寇的骚扰，他看到官僚们及军队除了乘机抢劫勒索外，没有向敌人开过一枪，做官就是向人民摊派、只会抓壮丁，把一个健壮结实的人拉进去，不久就被折磨成病鬼而死去。“当官的可以任意欺压老百姓，可以任意压榨士兵，他们就拿这此血汗钱到都市里花天酒地的生活，到上海招戏子来演戏，这一切情况是说不完的，我在当时因为清高，也不懂政治为何物，对社会不关心，但这么多的事物，每天是自动到我的脑子里，使我更加仇视这些人，渐渐的使我产生悲天悯人的感情，它促使我渐渐面对现实，摧动我要去找出原因，是我在后来，一旦发现马列主义的真理时，能够丢开自己一切，献身给这一真理的斗争事业而奋斗。”
当时不懂政治，也就不知道要把自己放在政治斗争的行列里才能解决这一问题，找不到出路是苦恼的，他在内心的苦恼中挣扎着，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工业救国的办法不如想象那么简单，思想中存在一个强烈的问号。温中是有地下党活动，而陈立全然不知，不过，与他经常来往的朋友几乎都倾向于革命。学校里也有三青团在活动，陈立总是避开他们，他对三青团从来没有好感，认为都是一些地痞流氓搞的事。内部的斗争他更是不知道，直到班里一位进步的同学给三青团的人打了，全班同学起来要教训当时的训导主任，这时候他才知道学校里存在严重的对立。当时的白色恐怖极为厉害，有时学生跑警报就会撞见被暗杀的进步人士横尸郊外。有一回陈立看到一个，听其他人说，一共还有五、六个之多，大家议论纷纷，说这些人是共产党。陈立回忆说：“我的脑子里立刻有了这样一个印象，还在我年幼时，听过关于共产党的事，说共产党杀人放火，是洪水猛兽，这一记忆太久了，也为幼小的我所不关心的。抗日战争初起时，我的一个表姑到新四军去，她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才，大家都夸讲的，因为这个原因，我认为共产党都是好人，有学问的人。对眼前看到的被暗杀的人，当时就只是这样地表示同情，我不断地自问，为什么人们之间互相残杀呢？”
1944年夏天，敌寇又来侵犯，学校迁泰顺江口，秋天以后才复课。这次迁移，陈立从平原走到山地，饱览祖国壮丽河山，增加了热爱祖国的热情，同时，悠然出世的思想也在蠢蠢欲动。学校迁移以后图书仪器又没有了，他可以悠然自得地游山玩水，为了满足好奇心。那年寒假，他步行二百多里路，再搭小舟回家，在高山云雾中行走，竟感到飘飘然。
1945年，陈立高中毕业，暑假就去考大学。当时浙南有英士大学、北洋工学院、浙大分校等几所高校，都没看上眼，他中意的学校在内地，而自己又无力前往，因为不能如愿，也就对这次考大学失去了兴趣。他说：“这并不是说改变自己命运的心思不切了，而恰恰相反，认为更好的大学才有更好的前途。”后来，他报考了英士大学，结果还出了事，试卷被出卖了，而他也并没去计较，也不忿恨，只当赶热闹，与大家闹了一场，还觉得这次考试能够走很长的路程，沿途欣赏景物，能心情好就满足了，他这样安慰着自己。就在回家途中，听到了日寇投降的消息，真是兴奋到极点，多年积压在心里的耻辱、愤怒、恐惧统统释放出来，对未来充满期待。他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真正感到祖国从此有广阔的前途，个人也有广阔的前途，这时起他一心就想离家到上海、南京一带考大学。
回到家，又回到了现实。外袓母去逝了，家里经常没有人，他有时在家，有时到外祖父家，有时到同学那里玩几天，生活依然闲散。他也知道自己的生命正处在一个重要阶段，只是还不急于做出决定，他每天想一个问题，要考一个很好的学校，能满足自己的欲望。上海交大有名气，有好教师，可以帮他实现做一个水利工程师的梦想，他梦寐以求的水利工程师简直就是这个世上最伟大的职业，可以通过自己的手改变这个世界，利用水的巨大能量为人民造福，同时，工作的环境一定是非常优美的。就这样，不知不觉又过了半年。
1946年初，陈立随舅父来到南京。舅父早先一直在内地讨生活，抗战末跑回家乡干起了乡长，胜利后想有提拔，就出来碰机会，到南京后他也没有什么办法，先找了一份校对工作做起来。陈立出来本是为了考学校的，可到南京后才知道什么学校都还没有迁出来，又不愿回家，就在南京住着，准备功课。
陈立接触社会遇到的第一个人应该就是舅父，顺着他的社会关系慢慢地摸索到一个更大的网，这是一个陈旧的，也是需要冲破的樊篱。陈立说：“我对舅父的本质不认识，只觉得他也是一个懒惰成性的人，有钱就喝酒，发牢骚，也看进步书籍，所以与他亲近。”当时在南京还有一个舅父的堂兄，陈立不认识他，只是在家乡他的名声很大，家庭与学校的某些人都以他为范例，教育青年人要勤苦读书。因为他的地位，陈立多少有些好奇，还专门拜访了他。陈立说：“这些人拿腔拿调，说些冠冕堂皇的话，而做的都是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如果读书就是为了这个，那社会还会有进步吗？”舅父对他们也有成见，所以与他们的交往实际也不多。南京是一座大都市，虽说是国民党统治的老巢，也还可以接触到进步的书刊。在这期间，陈立每天都在看书，也是在这个时候，他第一次真正接触到共产主义，了解到共产党对中国革命与发展前途的主张。陈立说：“共产主义学说真正解开我内心久久存在的问题，当时在情感上立刻接受了这种看法，而深深相信共产党了。认为共产党确是救国的，是有办法把国家建设好的。当时颁布的土地法，使我认识到自己的地主阶级本质，这一理论指示我更仇恨自己的阶级，但并不与我自己的人生目标有所损害，相信有共产党搞好国家的基本问题，我的工程技术也就得以更好地发挥。”他说：“南京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对革命的热情提高了，个人问题考虑得少了，至于个人主义的影响，这时仍严重地存在思想意识里。”他也听说政治协商会议，并希望能成功，让大家过和平幸福的生活。他说：“长期的战乱给人民的窒息与压力已经太多太重了，政治协商会议受到了阻碍，原因在于国民党的腐败，在于他们不愿意放弃少数人的既得利益。”这使他对现状愈发不满。
暑假到上海考大学，当时因病没赶上上海交大的考试，感到很懊丧。水利工程专业应是南京中央大学与北洋大学的最好，但南京官场丑恶，对北洋过去没有留下好印象，所以都不愿意考，听说唐山交大跟上海交大同源，一样是许多人羡慕的，所以就选择了这所学校。实际上，陈立是在考上了唐山交大以后，才对这所学校有所了解的，也未必十分的中意，原因是学校后来水利学不办了，划到了建筑系里，对此他抱定以后转系的想法。
陈立记得那年是12月才上的课，月底北京学生就因沈崇案件暴发了学生运动，陈立的热情很高，对美军的横行霸道非常痛恨。学生运动同时也是指向国民党的统治政权的，这让他特别痛快。他有革命的热情，也通过运动锻炼自己。他说：“自己在过去一贯养成的习性是不喜欢与人接触，不爱管闲事。一进大学，同学间就像社会人士一样相处，对自己是有触动的。”他也看到人们带有虚伪的感情，所以乐意生活在自己同乡的小圈子里，在这小圈子里吃闹，对现状不满，学生的生活都只停留在这一阶段，谁也不想跨出去一步。
1947年，彼起此伏的学生运动已经实实在在地来到唐山交大，来到每一个人的身边，同乡中好多人出了小圈了加入斗争的行列。起初，陈立还独处一旁，认为学生运动很好，自己却不动，并不在怕，主要的是对进步的主张认识不够。他说：“还是个人自私自利单、纯技术观点，以及个人的自高自大、不习惯与群众相处的积习在起作用，这种个人主义思想意识蔽住自己眼睛，也就不能对革命有深入的认识。认为自己思想上认识到也就一样了，不必那么样跳跳蹦蹦的。”后来，随着学生运动的发展，国民党更暴露出其凶恶的面目，他才感到需要动起来，但还不愿与别人一起，自己搞一套，和几个同乡人组成锚社。他说：“但其实这种行为只是个人的，与真正的革命还是存在很大距离的，是个人的兴趣所致，以情绪为基础的革命。”当时，他们对学校里存在的进步与反动势力的斗争都还不了解，对竞选学生自治会的人也知之甚少，站在谁一边，投谁的票，只看到是浙江同乡会的人，走在路上彼此认得。他说：“我比较反感多管闲事，喜欢出风头的人，仅凭这一点，结果设票选出来来的人未必是真正站在群众一边，未必适合革命形势发展的大趋势。”
1948年，陈立参加一些实际活动，做识字班工作，还承担了宣传任务，但实际的情况改变还是很少。这年暑假他回家去，这时解放军已经转入反攻阶段，形势明朗起来，他对将来的看法更积极了，认为必须把国民党反动统治推倒，所以遇到亲友都宣传自己的主张与见解。当他再回到学校时，已经上课了，这时学校里迁校的风声正紧，是去是留可以看出人们对待革命的立场。陈立想留下来迎接解放，他显出对迁校不关心的样子。学生自治会的人主张南迁，他们逼迫锚社表示态度，几个同乡都主张迁校。陈立不置可否，对他们说，自己刚回来又要回南方，不愿意。本来他还觉得迁校只是一些人空喊一下而已，但事实是学校立刻开始分批撤离，以至于后来大多数人都走了，锚社的人就只留下陈立一个人。现实教育了他，锚社这样的社团，与任何方面都无联系，就让一些人有机可乘，利用大家对实际情况的不了解，造成了如今的局面。所有的人都走了，有的第一批南下，有的还在天津。陈立写了许多信给他们，希望能够挽救这一情况，但已经不可能。他说：“自己只是苦恼，毫无办法，于是反思，这就是不结合实际斗争，不结合群众造成的盲动，过去的锚社无基础，无力量，不能这样，我以极大的勇气，跨出自己小圈子，要革命，就要走到群众中去，做群众最实际的工作，再不能停留在空想中。”
陈立是最后一批离校的，到天津后，同学情绪还是很高涨，要立刻启程，当时面对广大的群众，他也有畏缩，心想只要学校还有人留下我一定留。汽车已经到码头，因为船上拥挤，他就鼓动同学不上船，与教师们一起总有办法，于是将汽车开到教师那里。从这时起，陈立才正式做起群众工作来，他给大家办伙食，增加大家对迁校的反抗情绪，大家渐渐不愿走了，一直到最后才与教授们一起乘华利轮离去，这时解放军已经解放唐山进迫平津了。
经过几日路途的颠簸，陈立他们抵达上海。现实使大家明白了迁校是死路一条，最后这一批同学与先期到达的一些不愿再往萍乡去的人汇成一股力量，呼吁停止迁校，同学们发出回上海待解放的号召，已经去萍乡的学生自治会的人知道此事后，立刻赶到上海动员，并通知学校，不发给伙食费，同学们项住了压力，学校方面最后决定在上海复课，把萍乡同学召回。
陈立在上海的几个月里加紧做群众工作，开展学生运动，是有成绩的一个段时期。他说：“我在思想方法、工作作风上有很大转变，在实际的工作中坚定了意志，有目的的为一个政治目标努力。虽然经验少，认识还低，工作还是事务性的，但热情使我毫不顾及个人而工作着，当时有人绍加我入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我也觉得需要组织领导才能有方向有目标。反迁校的教训使我充分明白这一点，而且自己有决心为革命贡献自己。”后来学校被迫解散，直到解放，他又回到了唐山，正式参加学生会工作，主要做一些文字方面的事情。从这时起，他暗下决心，要好好工作，将来一定要为革命工作奋斗到底。他说：“我是九月间正式转团的，那时我已经认识到团是党的后备军，团员应以入党为自己的努力目标，于是便产生入党的要求，认为不能放任自己，不能无勇气彻底背叛自己的阶级。同时，自己也加强了理论学习，认识到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自己要革命到底就应该努力争取入党。”1949年冬，闰焘同学代表组织向陈立提出入党的问题，他立刻表示了自己的强烈愿望，他一方面感到欣喜，另一方面检查自己的不足，他发现自己在工作中有松懈，是组织性不严的表现，要求自己在组织性上加强锻炼，以克服自己的缺点。1950年5月，陈立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党员。
陈立这时才23岁，从小到大，从闭塞到开放，他完成了一次蜕变。他生活在一个激烈动荡的年代，他的观念中必然带有时代赋予的共性，那就是追求正义和旺盛的斗志，同时，他的家庭，特别是来自人际的令他窒息的重压，又赋予他孤独，不断检讨和反叛的个性，造就了一个内心活跃，而外在却是眼高、慎思、低调的人。
陈立成长的轨迹从一个偏僻小乡村开始，一步一步进入大都市，逐渐接近时代的漩涡，惊涛骇浪把他拉向了革命，使他脱离了家庭的束缚。他融入社会只是新人生的开始，而一个艰巨的考验正在等待着他。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1951年3月到12月，陈立参加工程队，担任分队长和工区主任，与同学一起赴朝鲜前线。他所在的工区承担着志愿军空军部队机场的修建任务，因为遇到敌机轰炸，人员经常要转移。
有一次，他们从安东回来，车子被堵在路上，天下着雨，陈立两次跑路回来，第一次走了七、八个钟头，淋着雨，涉过汹涌的江水，为车子探路，结果到清川江又堵住，这时上级催缴报告很紧，因为耽搁了时间，他只得在大雨中睡了四个小时，起来接着上路，途中难以找到东西吃，就这样一口气走了150里路，中间只喝了一次水，吃了一个苞米。他在荒山寻找着路径，既疲劳又恐惧，因为一个人空手没有武器。到达后也顾不得休息，还要赶写报告。第二天，他又与同学一起去找车子，又一夜没睡，等把车子找到想睡觉时，敌机又来轰炸扫射。过了一天，因为交涉好车子可以过江，大家决定让他与队里的医生先回，到了目的地后就有消息传来，先前与他一起找车的同学被打死了。陈立说：“我与这们同学初到顺川时，一起工作，熟识很早，过去也一起工作过，他是很和蔼的人，他的面貌我记得很清楚，他的死我觉得刺激特别深，以后在工作中没有做好，我就觉得对不起他。”这只是陈立在朝鲜战场的一个小插曲，战争艰巨的环境锻炼了他，使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会以一名党员的身份站在最前列。
编后语 我因为工作的关系，采访陈立校长有过三次，每次交谈之后，都感到他了解的情况和心里的想法有很多，但似乎不愿意说出来，所以总觉得自己一件事情没有做完，也一直在寻找机会，收集有关他的材料，做更充分的准备，再次聆听他的教导。但很可惜，陈立校长突然离我们而去，他是学校的财富，我感到非常痛心。对我而言，最好的寄托，就是整理好老校长留给学校的遗产，把他的生平用文字介绍给大家，让人们了解他，记住他。
以上的《陈立小传》便是所整理材料的一部分，反映的是他从少年到青年的心路历程，因为是人物早期的状态，当然与陈立校长来到交大后人们对他的印象大不一样，这是我需要向读者说明的一点，另一点我想说的是，老校长生前始终保持低调，他可能不希望人们过多地注意到他，如今我把他的过去介绍给大家，目的是让人们能够更为理性地对待历史，如果对历史负责就必须这样做，相信老校长会理解原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