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福运教授的从教人生
作者:         来源: 新闻网         添加时间: 2013-06-25         浏览次数: 1107

  杨福运教授是华东交通大学到现在为止公认的,在教学上最突出的教师之一。他在学校任教35载,在他离开讲台时,教过的学生有3677人,其中留校工作的有38人,到现在成为教授和处级以上领导的有16人。从他的身上,我们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一名普通教师是怎样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又是怎样在别人发光时百炼成钢的。他的教学生涯可以见证一所学校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

 

 

感恩

  杨福运是上海人,个头要比人们印象中的南方人高,他是属于那种穿什么衣服就像什么人的人。他面貌很友善,表情很丰富,学者模样、公仆模样、艺术家模样都带有一些,也都不突出。

  了解杨福运的人都知道,他是1967年从同济大学毕业,分配到大庆石油化工建设公司,后随施工队转战到湖南建设长岭炼油厂。一个城里的学生突然变成了头戴翻毛皮帽,身穿老棉袄的泥瓦工,过起走南闯北的生活。而他的妻子,一个福建姑娘却被分到南昌铁路局。一个在天之南,一个在地之北。当年这对年轻人风华正茂,他是班上的班长,她是班里的书记,俩人走到了一起,仅这一点,杨福运的活泼就够人们想象的。

  早年的泥工生活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之一,工人们穿棉袄习惯里边不着其它衣裤,他也跟着做,腰里还多了一条草绳,现在想起来,他觉得特别舒服。那时一个月48元工资都花不完,生活虽然辛苦,但自得其乐,这样也能减轻一些深藏在心底的困扰。

  1971年,为了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他们俩人开始了不懈的奋斗。先是把妻子往北方调动,政审时因为妻子的叔叔在台湾而没有通过。后又把自己往南方调动,南昌铁路局也有意接收他,可是政审时又遇到了类似的麻烦。就因为他的舅舅在联合国这个“最大的特务机关”当翻译,1962年曾经回到上海,是他的父亲领着他游玩西郊公园,还拍了不少照片,所以文革的时候父亲被怀疑勾结敌特分子,杨福运受到了牵连,可当时他还不知道是这个原因。到1973年中美关系正常化时,舅舅来华从事采访报道,而且了解到他还没有加入美国国籍,是爱国人士,这样一来,杨福运的调动就又有了希望,可是不知为什么,在他办理手续时一直不顺利,他来到南昌妻子居住的宿舍,楼下正是华东交通大学筹建处,有人让他试试运气,没想到这一试竟然如愿了,华东交通大学那时正缺土建人员,就这样他于1974年8月调入学校,开始了全新的教学生涯。

  杨福运到交大正是学校选址完成时,他被指派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迁坟,在报纸上刊登公告,没有人前来认领的墓地就花5元钱请人移走,而第二件事是派他采购建房所需的木料。几个同他一起到校的年轻人都在怀疑,眼前除了树木荒草就是水沟坡地,所做的事似乎与教学无关,学生在哪里?学校究竟在哪里?大家都显出不解的样子。有一天,领导用车把他们拉到南昌看电影,片名是《决裂》,里面有这样一段情节:孙子清在很少有马的南方山区,在春耕大忙季节,当社员拉着病牛来向他求治的时候,还那样心安理得,没完没了地在课堂讲他的“马尾巴的功能”……。影片以此对“关门办学”大加讽刺。而徐牛崽贴出了《少讲马,多讲猪和牛》的大字报;肖萍老师和同学们赤脚下田,水稻课在田里上……。这被认为是办学的正道。在那个时代这就是主旋律,大家于是乎明白了领导的良苦用心。

  第二年,也就是1975年,华东交通大学招收了第一批工农兵学员,杨福运在基建上班的同时,开始给学员们上课。那时,工农兵学员的学习、住宿都在沙山(位于现在学校南区大门西侧)的排平房内,教室里处处显示着 “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学员坐在靠背椅上,而教师只能坐长板凳,因为学生是来“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所以必须如此。

  由于学员是推荐上学,他们的职业和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其中有木工、泥瓦工,有初小水平,也有高中毕业生,当然不可能是应届毕业的学生,所以教学一般也是“就低不就高”。杨福运讲授的课程是《房屋建筑知识》,采用同济大学“五七公社”编印的教材,这是一套在中国教育史上颇有知名度的教材。

  当时,同济大学铁道工程专业并入华东交通大学的工作正在进行当中,“五七公社”的教学方式也一并移植过来,学校给工农兵学员的课程安排中每周至少要劳动一天,而结合的所谓“典型工程”无非是参与修建校舍。在那段时间里,杨福运兴致勃勃地带领学员们建造了由他设计的厨房,还一齐动手搭建了竹结构饭厅,边干、边教、边学,说起来这跟现在的案例教学差不多,学生在实践方面表现出来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而在理论方面他们基础虽差,但要把这些已经参加了工作,思想也相对成熟的学员教好,仅凭自己掌握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杨福运在这一点上得到过一次不小的教训。

  他忘不了给学员上辅导课时的那一幕。本来以为凭自己的知识辅导初小水平的数学不在话下,岂料,在课堂上一个姓沈的、来自上海的学员却冒出了一个古怪的问题:“为什么加减法小数点要对齐,而乘法就不要对齐呢?”年轻的杨福运立即被窘在讲台上,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干脆拔腿逃出教室,幸好遇到一位经过此地的数学老师,把他拉来才算解了围。从此,杨福运每次走进教室前都要做充分准备,这成了他后来几十年不变的习惯。

由于学校的办学条件实在有限,工农兵学员在南昌只学习了一年就集体转移到上海铁道学院去了,其实早在1971年上海铁道学院就已经更名为华东交通大学,那里准确地说是学校尚未南迁的部分。

  1976年文革结束,教育的形势发生了逆转,人们要重新审视以往的所作所为,包括华东交通大学今后的办学走向也在重新思考之列。曾经有一段时间,要把华东交通大学改造成一所铁道师范学院的意见占了上风,杨福运于是被派往铁道部修改学校的建设规划,为时两个月,等他再次回到学校,这里的一切让他大为惊讶,他哪里知道,当他一个人忙着规划时,学校里正忙着分家,上海铁道学院不再南迁,华东交通大学就地办学,很多人趁这个机会调到大上海去了,而他这个上海人却一无所知。学校的领导找到他,询问有什么要求,他觉得自己在苦苦寻求调动时,是华东交通大学接收了自己,现在学校教师大部离去,正是处于缺人的艰难时期,懂得感恩的人是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扬长而去的!他没有犹豫,表示自己愿意留下来与大家一起共度难关。他是后来23个毅然坚守下来的教师之一。

为师

  华东交通大学与上海铁道学院分离后,机构很快地得到完善并正常运转起来,1979年学校成立建工系,当年就招收了本科生,开始因为教师不足,哪门课程缺人,杨福运就上哪门课,这样过了近两年时间,他终于可以离开基建组,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中,他担任的教学任务也固定在《结构力学》这一门课程上。

  谁都不是天生的老师,有一定的学识只具备当老师的基础,此外要有热情,还要懂方法,缺一不可。为了把书教好,杨福运下了不少功夫。当时,系里的杨耀乾教授是国内结构力学学科的权威,凡系里教师上讲台都要先经过他这一关,杨福运因此没少挨杨耀乾教授的“骂”。为了能够找到自己的不足,他在写完讲稿后先要对着录音机讲一遍,然后边做家务边听自己的录音,甚至晚上塞着耳机入睡。他说:“这样做至少有如下几个好处:首先能熟悉讲稿,牢记思路,心中有一列提纲,做到胸有成竹;其次掌握时间分配,避免第二天上课发生前紧后松以致拖堂或早散现象;另外,对一些语句进行必要的修改,对一些长句可化为短句来处理,使说话更有力,对一些不顺口的句子、咬不准的字音改用其它词来表达,使语言精炼生动,避免罗嗦和慌张;同时也可以注意到自己的声调,加以改进,使讲话显得更自然更流利一点。”他渐渐地成熟起来,进而把个性中的真率融入到教学中,体现在课堂上。

  1986年,学校制定“七五”发展规划,工作“从边建校、边办学转到以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上”,学校抓落实,举办了第一届讲课比赛,杨福运参加了角逐,几番比拼,终于脱颖而出,夺得第一,当时荣获第二名的老师是萧文林,第三名是蔡彪。因为这次出色的表现,杨福运获得了当年度华东交通大学优秀教师称号。紧接着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更加证明了他在课堂上的实力,并为他赢得了声誉。那是1987年,南昌市市政局邀请他去给电大班讲课,结果他所教的50名学生参加全国统一命题的《结构力学》考试有49人通过,而当年全省通过率仅为25%,其中有不少电大的通过率都为零。1989年,国家教委、国家人事部和全国教育工会评选优秀教师,9月,杨福运获得“全国优秀教师”称号及奖章。

  长期的教学实践,加上他勤于思考,不断总结教学经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认为:课堂教学“不是让学生们单纯地‘听懂’,而是让他们‘想通’,不仅是让学生们‘学会’,而且引导他们去‘会学’。让能力培养潜移默化地融化到知识传授中去。”为此,课堂教学必须从钻研教材、合理取舍入手,理论推导要合乎逻辑,具体应用重在联系实际,还要善于表达,讲究技巧,通过语言、板书和情感来完成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两大功能。他对教学的理解在理念的层面上似乎并没有神秘之处,只有亲身体验过他的教学,才知道他在处理每一个教学环节的老之处,他最大的与众不同是对课堂气氛和节奏的掌控,很大程度是由于性格使然,这对他来说也许不难。讲课从来就不仅仅是技术,它还是一门艺术,技术可以学、可以传递,可惜艺术却不容易习得。

  有人问他,怎样才是合格的老师?怎么样才是优秀老师?他用最通俗的话回答:“老师讲课学生愿意听,就是一个好老师。老师讲课学生感兴趣就是优秀老师。”

淡泊

  从1991年到1997年,由于工作的需要,杨福运担任了教务处处长一职。这个时期正值“教学管理基础工作已逐渐过度到制度化、规范化和现代化的轨道”向着质量管理深入的阶段,表现在一系列强化教学质量的文件,即《华东交通大学课程建设与评估的实施细则》和《课堂教学质量评估工作暂行办法》的出台。当时学校的构想应该是先“完善既有的学年学分制,以及课时费制度”,为下一步推行“教学状态检查与课时费挂钩”和进行“教学质量评估”改革做好辅垫。

  1991年,学校对课时费制进行了外科手术式地修订,旨在突出教学质量在其中的权重,取得成果后,教改于1992年与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同时发力,一系列措施分为“硬管理”和“软管理”,紧紧围绕提高教学质量双管齐下,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1994年学校实行滚动淘汰制、建立考试中心,这一阶段的工作为后来教学质量管理从制度的层面上打下了基础。

  当时的教改有一股来自学校决策层的巨大推动力,同时,国内形势发展也必然深刻地影响到教改的走势。1991年反“和平演变”的声势,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1993年强调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校办产业空前活跃。1994年提出“政企分开”,种种迹象都指向一个主题,那就是高校将如何面向市场,面向二十一世纪。几股动力汇聚到一起。于是,1995年的教改提出“修订教学计划,改造、充实现有专业的教学内容,增加选修课,按大类招生试点,实行主辅修制和教师挂牌上课,完善学年学分制,向学分制过度”的新思路,所采取的措施就是要达到“使我们的学生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目的。到1996年教改已见成效:拓宽了专业面,实行按大类培养,强化了基础课,精简了专业课,压缩了课时,加大了计划的弹性,加强了选修课,在专科计划中增设了专业任选课。在这个基础上修订完成了适用学分制的教学计划,共设本科七个大类十八个专业方向,专科二十三个专业,96年招生的本科七个大类和专科八个专业均执行学分制教学计划。

  也是在同一年,高等教育宏观管理出现了新的方式,学校将要接受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面对评价指标体系,人们这时发现学校教学管理基本工作还有许多方面不够规范,工作还存在缺失,必须回过头来“自评自建”,这时的教改绕了一个大圈又回到了原点,当然,这是一个螺旋上升的曲线。在这个过程中,学校有明确的思路和有力的决策,杨福运发挥的主要是一个参与者和执行者的作用,这段经历在他认为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他做过的具体工作:完成教学大纲修订汇编工作,调整了教师课时费测算办法,出台新的学籍管理办法,推行学分制,准备迎接教育部本科教学合格评估等等,事实上,这些工作对学校教学管理的影响都是长远的。他也同样看重一些措施从“切入”到“淡出”的教训,看重人们对一些出台的办法提出的质疑和意见,这是一种对工作负责、对自身淡泊的胸襟。

  1997年,杨福运担任土木工程系系主任,1999年土木工程系改为土木建筑学院,杨福运任院长,到他2002年离开这个位置的5年时间里,情况与先前有所不同。开始是学校花大力气推动内部体制改革进程,对校园环境进行大规模的整治,“评建工作”也渐入高潮……这时作为学院领导,他已不仅仅是充当执行者的角色,而更多的是要适应大局,创新工作,拓展学院的局面。学院针对评建过程中暴露出的教学管理存在的薄弱环节,酝酿了“试点班”计划,2000年制定出学院的新教学划构想。当评建工作告一段落,学校投入向重点学科转移,人才的引进成为焦点,土建学院把周丰俊院士请到学校工作,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有所突破。后来学校以“申博”为中心进行学科建设,土建学院又首当其冲,以学院特色学科为基础,整合全校的资源,显示了“大学院”的地位。

  总之,那是一个思变和探索的年月。内部体制改革贯穿始终,干部聘用制度、人事分配制度彻底打破了多年来形成的惰性;新世纪迎接的是转制带来的挑战,扩招给突围提供了机遇;教育产业化、大众化,高校都在拓宽办学渠道,不顾一切地扩张,而华东交大却冷静地走着自己发展的路子……在这样一个火热环境下,参与其中的人能够保持清醒,也是需要一份淡泊的心志。1993、1998和2003年,杨福运还分别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第七、八、九届委员会常务委员,虽然身份在变,但他还是一样的谦和,也一样的普通,这是他任何时候都不会改变的根本。

  杨福运小学时的成绩单还被他一张不落地保留着,上边清清楚楚地记录了他语文成绩为5分、4分。有意思的是老师给他做的鉴定,其中就有“常喜乐”和“书籍用品欠整理”。这些特点在今天看来长处得到了发扬,而短处则彻底被改掉了。人生也许就是这样,只要努力克服自己的不足,发挥出自己的长处就是一个成功的人,对社会有益的人。他的经历可以告诉我们,当一名好教师在华东交通大学可以达到的高度。

责任编辑: 白为民